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东晋征讨都督探讨

征讨都督是在西晋末年出现的。在东晋时期,征讨都督为当时国家广泛使用,并且,在征讨都督的设置上,表现出明显的特点。东晋国家严格控制征讨都督的设置权力。征讨都督实际上是国家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兼领职。征讨都督具有比较明确的等级区分,具有持节的权力和比较明确的称号。征讨都督可以统率中军、外军以及州郡兵,可以行使军事惩罚权,可以有效地指挥参与征讨作战的将军。征讨都督与当时国家的各种名号的将军以及都督诸州军事有密切的关系。由于都督诸州军事兼领征讨都督职,因而,就使它具有在都督区外作战、统率都督区外的军队的权力,并且,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扩大都督区的范围。对征讨都督在战争中起到的这种作用,是不应该忽视的。     

南朝都督诸州军事与其所领将军职的关系探讨

南朝都督诸州军事与所领将军职有密切的关系。将军职是都督诸州军事设置的前提条件。但是 ,都督诸州军事所领将军职不是与都督诸州军事合而为一的 ,保持明显的独立性。南朝国家为保证都督诸州军事获得将军职 ,采取多种途径授予都督诸州军事将军职 ,使都督诸州军事领任将军职表现出多样性。都督诸州军事所领将军职对都督诸州军事的任职具有明显的影响 ,表现为 :可以提高都督诸州军事的地位 ;可以影响都督诸州军事所处的等级地位 ;可以体现对都督诸州军事政绩的表彰。都督诸州军事与所领将军职的这种影响关系 ,是都督诸州军事的设置表现出独自的特点。     

北魏社稷祭祀礼仪的考察

天兴元年（398）,道武帝在首都平城设置社稷,并制定社稷祭祀礼仪。道武帝设置社稷,参照了晋代“二社一稷”的模式,即设置了太社、帝社和太稷。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依然在首都设置太社、帝社和太稷。道武帝实行的社稷祭祀礼仪,也仿照了晋制的规定,所以,祭祀的神祇、时间、日期、用牲、三献仪式,都与晋制大体相同。只是为了与北魏的土德结合,祭祀定日采用“戊”日,即以天干定日,而放弃了晋代的以地支定日的做法。孝文帝改革后,将北魏的土德改为水德,因而,也就将原来的以天干定日改为晋代的以地支定日,又延续晋制的规定。因此,北魏的社稷祭祀实行的正是中原汉族王朝的礼仪。北魏王朝还将社稷祭祀礼仪与皇帝统治相结合,因而,就使社稷祭祀与郊祀天地、宗庙祭祀都居于重要的地位。所以采取这种做法,正是要利用社稷祭祀来显示皇帝统治的至高无上,并且,还能够作为被统治者臣从皇帝的表现。而且,北魏社稷祭祀礼的实行,还是王朝推行有利于农业生产措施的体现,因此,也就成为促进拓跋鲜卑人与汉人融合的不能忽视的影响因素。     

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的空间表达——以“西南”为中心

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在空间表达上存在的歧义,主要表现在:“四隅”概念可能是方位词所指向的方位表达,也可能是区域专名；就构词法而言,“四隅”概念包括偏正结构式的复合词和并列结构式的连接词两种形式,由此形成了“一隅”和“半壁”两种空间表达形式.从方位词向区域专名的演变路径来看,作为区域专名的“西南”并非始自“西南夷”.北魏迄至初唐的西南道行台等准政区的设置,对“四隅”概念演变为区域专名具有直接影响.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考——兼论秦汉月令之统一性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一语见于先秦与秦汉文献,青川秦牍、张家山汉简、悬泉置壁书等秦汉出土法律文书中也有相似规定.除道、为桥、修堤等役作重复出现在不同月份皆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目的.“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相关的律法规定虽与《礼记》、《吕氏春秋》等文献表述不同,但存在相互联系,内容上也具有统一性.这种秦汉月令的统一性可从四时物候稳定、月令制度传承和秦汉律令全国通行三方面得到解释.     

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重要的海上航道。但在不同时期,其主要航线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前期主要从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沿着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线航行;后期则主要从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横渡黄海,直抵韩半岛。正是在登州通往朝鲜半岛主要航线变迁南移的形势下,赤山浦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新罗商人张保皋首选的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法华寺院。     

金朝后期行省官制考

金朝后期设置的行省,由其最高长官行省事开府置官。行省机构职官有行政机构左右司职官、军事职官、监察御史等。行省事通常需要具有中央尚书省宰执身份,其职掌包括军事事务和地方行政事务两方面,体现出行省官制极强的军政合一性。其中行省行政机构的设置,为行省最终转化为地方统治机构奠定了基础。     

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行省是元朝统治时期广泛设立于全国的地方大行政区 ,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省”的本意为宫禁 ,引伸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 ,因此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 ,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滥觞于魏晋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 ,到金朝后期再出现时 ,已较频繁地使用行省的简称 (以前通常简称“行台”)。元初的行省性质与金朝类似 ,仍属中央派出机构 ,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 ,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 ,“掌国庶务 ,统郡县 ,镇边鄙 ,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     

刘晓明大使的“三套武器”

“老兵可以退役,但精神永不谢幕。”1月25日,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任内最后一篇文章《难忘英伦十一载》,在文末借这句英国军歌名言挥别英伦三岛。这句话也是他对自己半生外交事业的总结明志。29日,刘大使接受《环球人物》记者视频专访。31日,他偕夫人归国,满怀深情发表致辞:“持节英伦11年,我成为中英关系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国大使和中国历史上在一个国家任职时间最长的大使,深感荣幸和珍惜。”     

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

《南巡碑》,全称《皇帝南巡之颂》碑,是为纪念北魏和平二年(461年)文成帝拓跋濬南巡而立。该碑原存于山西省灵丘县县城东南约15公里处的河阶台地上(图一、二),台地东、南、西三面环绕唐河水,北面与山地相接,由山顶俯视,台地平面南北向呈楔形,北宽南窄。台地隔唐河以南为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峰,当地人称“笔架山”;台地隔唐河以西,即北魏著名的“灵丘道”(现在是一条省级公路),当年北魏皇帝由平城南巡山东诸州,就必经此     

唐代“五台山进香道”补释

唐代“五台山进香道”在今河北境内分为两段,今正定至阜平为第一段,至少有东、中、西三条路线;自阜平至山西五台山为第二段,只有一条道路。圆仁第一段所行之道为中线。中线是“五台山进香道”的主要通道。     

“天朝”与“蕃国”之间：齐梁品位结构与政治体制中的嫡皇孙

南朝齐梁时期,面对政治体制困局所导致的宗王对皇位继承秩序的威胁,朝廷开始重视嫡皇孙的地位。其集中表现,便是在爵位、仪仗、车驾、朝位、个人任职资格、国官僚属任职资格等品位结构中的各类位阶上加崇嫡皇孙。与此相对应,萧齐时期还在观念中完成了对嫡皇孙的身份塑造,使嫡皇孙兼具了“天朝”与“蕃国”两种身份。一方面,“天朝”与“蕃国”之间的身份地位,同时确认了嫡皇孙的皇位继承权和宗室参政权,与品位结构层面的加崇相互配合,体现了品级、等级与观念的一致性,凸显了嫡皇孙的嫡嗣身份,提高了嫡皇孙与皇太子的地位,形成了一套用于稳定皇位继承秩序的制度、观念机制。另一方面,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上述制度、观念机制也经历了选择与调整,最终在梁后期得到完全行用。对嫡皇孙加崇现象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南朝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北魏国家保障军粮供给问题的考察

北魏国家为军队作战规定了保证军粮供给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军粮的征集、军粮的储备与管理以及军粮的转运。北魏国家征集军粮,主要依赖田租的征收。但也以“和籴”法获得军粮,并且,还推广屯田,以增加所需军粮。北魏国家在首都设置太仓,在地方州、军镇、郡都设置通用的仓廪储备军粮。这些仓廪储备的粮食都设专门官员管理。北魏国家通过陆路、水路转运军粮。转运军粮的人力,开始使用归顺北魏的少数民族部落民。从太武帝以后,主要为服徭役的编户民。转运的畜力,则是为国家掌握的马、牛、驴等牲畜。至于转运军粮需要的车辆、舟船,主要由官营手工作场制造。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就使军队需要的军粮获得了可靠的保证。     

治道与志道：清代甘肃道志编纂研究

道志作为以道为行政单位修纂的特殊方志类型,是地方道制变迁的产物。道在名称上不能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故道志有“直接以道命名”和“不以道命名”的两种情况。由于道的辖区与道员职掌的特殊性,清代甘肃出现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两种不直接以道命名的志书。从表面上看,道志的编纂首先以其所属的州县卫所为纲,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该区域的历史和现状,各纲(州县卫所)之间互不统属,看似与道无关。其实,从书写实际来看,因道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划,故修纂者在书写中巧妙地将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州县)的叙事之中,可称作“以地存道”的书写方式,既由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修纂者“折中”的“志识”体现。     

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

《开元礼》是汉魏以来五礼的规范和总结,是礼的一般性原则规定,在唐代受到礼经一样的尊崇,它与仪注之间是体、用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尽管《开元礼》中一些礼仪如“养老礼”在唐代并未推行,但它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在唐代中后期是得到遵循的,而且对当时的国家礼仪生活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开元礼》在唐代是基本得到行用的。     

尖首刀流通区域的历史地理考察

尖首刀是先秦时期刀币系统中铸行最早的货币。其币形的演进特征与流通空间的变化大体相对应。尖首刀流通区域的范围较广,且区域内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这一流通区域的形成与演变与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地理的分布格局有密切的联系。     

辽代梁援墓志补说

薛景平、冯永谦两位同志在《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上发表《辽代梁援墓志考》一文(以下简称《考》),对1979年7月间在辽宁省义县大榆树堡乡四道岔子村北山南坡处出土的《大辽国故中书相梁公墓志铭》和《大辽故安定梁中令赵国夫人墓志铭序》,即辽代后期知名人士梁援及其妻清河张氏的二方墓志,以录文的形式公布出来,并就此志的记述,对《辽史》作出“补史之阙或证其误”方面的考释。我在此对于梁援墓志所记家世与其任职“北面宫官”的情形,试提出不成熟的看法,以供大家参考。     

北魏陶器装饰的匈奴遗风

北魏由拓跋鲜卑建立,所以北魏陶器的造型和图案特点也往往被视为拓跋鲜卑族陶器的界定标准.然而,在目前已经确认的一些早期鲜卑遗存中,却很少见到北魏时期常见的各类图案.相比之下,北魏陶器的这些图案装饰与匈奴陶器更为相似.所以乔梁先生指出:"如叭沟M3:1之盘口陶罐,肩部饰有两周弦纹之中夹一周曲线波折纹的纹饰,这类纹饰是汉代匈奴陶器中所常见的;西沟子村M1:2的小口鼓腹罐,则与蒙古诺音乌拉墓地所出同类器相似.这种由陶器表现的与匈奴文化相联系的现象,在同一地区时代略早的可能属于东部鲜卑的E群(即三道湾、善家堡遗存)遗存中却基本不见,表明拓拔鲜卑南迁‘匈奴故地’后与匈奴的联系要更多一些,这也同当时鲜卑被视为鲜卑父、匈奴母的索虏的记载相符"①.林沄先生也认为:"过去被怀疑为东汉以后到北魏时期的砑光暗纹,以及肩颈之间加凸棱,乃是西汉匈奴陶器的流行装饰手法"②.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在图案装饰方面的相似性,不仅体现陶器表面纹饰的组合上,甚至在器底的模印符号上也可以找出完全相同的图案,说明二者具有一定的文化联系或承继关系.本文挑选了一部分具有相似性特点的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试对相关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365里安心路——廊桥 坚固的田园理想

细微记录,省心回望,且看古人怎样用传统的方法修桥筑路、制作舟车。这些“行”的工具。虽是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慢”速,但这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