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释“使君”

“笺释“使君”方中“使君”一名,在历代文选中经常出现,是对州一级长官即刺史或太守的一种称呼,并非实际官职。如《全唐文》所收李峤《为杭州崔使君贺加尊号表》,崔某实际任职是杭州刺史,而作者在写作这篇表文时却尊称他为使君。又如《资治通鉴》卷５８所载汉末梁鹄...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

《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所载荣新江先生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一文,①从“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劫余录》与“伤心史”、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四个方面,就贯穿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正如荣新江先生在《视野》一文中所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笔者非常赞同荣新江教授的论述,同时作为对荣教授大作的响应,也为了能对编写敦煌学…     

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纪念币发行

为配合“敦煌藏经洞文物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活动,中国人民银行于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日发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１００周年”纪念币一套（一枚）。 该套纪念币面额为１元,直径２５ｍｍ,材质为钢芯镀镍。该套纪念币正面主景图案为敦煌莫高窟最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九层楼;衬景图案为遍布石窟的陡崖峭壁,内缘上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下方依次为“壹元”字样及２０００年号;背面主图案由敦煌石窟文物中生动传神的精美彩塑及敦煌壁画图案构成,内缘右中方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１００周年”币名及“１９００—２０００”字…     

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已经出版的一些敦煌学史著作,只是根据已经发表的研究论著来罗列成果,比如说某一年陈寅恪先生写了什么文章,取得了什么看法,如此而已。要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本文只就贯穿整个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一番清理,并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一“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偏远,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者所知。1907年…     

段文杰与中国敦煌学

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举办的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点燃了他胸中追求敦煌艺术的圣火。初到敦煌的数十年里,他被敦煌壁画的精美绝伦而折服,他秉烛面壁,寒暑孤灯,临摹敦煌壁画达到380幅,被称作“敦煌痴人”。80年代,在他的领跑下,中国敦煌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保护新时代,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外国学者主宰敦煌学讲坛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世界上所有敦煌学者承认了:敦煌学回到了中国!他便是著名敦煌学者、敦煌研究院前院长、被中外敦煌学者尊称为“莫高圣僧”的段文杰先生。追随常…     

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考释

一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是目前我国一份很珍贵的历史文物。残卷(以下沿称)虽首尾俱缺,但仍可辨识其为《三国志·吴书》的卷七的一部分,始于“解患难,书数十上”句,终于“未若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下缺)”句。残卷实际上是《吴书》卷七的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是《步骘传》内容,后一个部分是《吴书》卷七结语的文字。《步骘传》的内容,约占全残卷的三分之二。这一个部分所叙述     

敦煌遗书是怎样流失海外的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近百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敦煌遗书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因此,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所谓“敦煌热”。但是,现在你若想看看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那么你必须跑遍全球。…     

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

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冯培红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一卷标号为Ｓ．５８９４的文书中开篇写道：“本地,水是人血脉”,一语道出了水在敦煌绿洲地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一同出土的其它数量较多的敦煌文献,记载到敦煌地区许许多多的河流水渠,布满在...     

《竹木春秋》征引敦煌汉简商榷

《竹木春秋———甘肃秦汉简牍》作为《陇文化丛书》的分册之一 ,由西北师范大学王震亚先生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9年 7月出版 ,全书十八万字。是书重在系统介绍和总结甘肃简牍 ,其功和过自会有人评说。因为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敦煌汉简” ,当然也会有人将之列入广义的“敦煌学”。只是由于书中对一些“敦煌汉简”作了不太适当的介绍 ,怕会引起不少人的误会。在此希用贵刊宝地 ,借对有关内容正名之机 ,向王先生求教。一、“敦煌汉简”简介既是谈有关“敦煌汉简”的问题 ,当然就有必要就“敦煌汉简”的发见史作一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之上 ,再…     

敦煌学基地研究工作受到教育部的表扬与肯定

近日,《教育部简报》（2009,第39期）刊发了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积极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成绩显著”的工作通报。在简报的显著位置表扬肯定了我校敦煌学研究所近年来的工作,明确指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石窟与佛教艺术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学术局面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敦煌寺院中的“都头”

敦煌寺院中的“都头”田德新敦煌遗书中记载的“都头”大多指世俗政权中的官职。但我们在翻阅遗书过程中却发现：在敦煌寺院中也存在着“都头”一职,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以往论述敦煌寺院僧官制度的论著中,我们常看到有关都僧统、都僧录、都教授、都僧政、都法律、都...     

敦煌学基地郑炳林所长赴日本京都大学访学交流

2009年1月23日至28日,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邀请,敦煌学基地郑炳林所长赴日本参加“多民族的敦煌”学术会议。会上郑炳林教授做了题为“敦煌：中外文化交融与碰撞”的学术报告。一起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荣新江教授的学术报告为“聚落到乡里一敦煌等地胡人集团社会变迁”。     

关于敦煌遗书的书法化趋向

敦煌遗书书法作为敦煌艺术的一个类型 ,研究者从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及少量专著 ,大部分问题已形成了共识 ,对少数问题的论断却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比如 ,有的学者颇费心思地把敦煌书法界定为“民间书法” ,认为不应该用“文人书法”的审美标准去品评它们。这一看法显然出于这样的担心 :如果以“文人书法”的审美要求来作为衡量标准 ,敦煌卷子中的大部分显然够不上称做为“书法” ,它们也将不能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整个敦煌文化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岂非也要大打折扣 !本文即想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     

敦煌艺术展轰动日本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８日,敦煌研究院在日本举办的“敦煌艺术巡回展”结束,引起空前轰动。由于受敦煌艺术的强烈吸引,参观者络绎不绝,在日本的几大城市掀起一次又一次“敦煌热”。这是迄今为止敦煌展品在国外第一次跨年度展览,也是展出时间最长、展出城市最多、展品规格最高、种类最齐全、参观者最广泛的一次展览。这次展品主要包括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部分敦煌艺术精品,价值最高的是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文献典籍,多为国宝级文物。敦煌艺术展轰动日本     

新世纪的学术关怀--评荣新江先生的《敦煌学十八讲》

自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由于国内外学对其出土献及敦煌石窟的争相研究,形成了一门具有国际性的新兴学科——敦煌学。此后,经过多年的奋斗历程,到八十年代,敦煌学成了一门国际显学。九十年代以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已成为学术界的共     

悦读

《敦煌之旅》 “敦煌”一词意味着瑰丽、博大、神秘,抑或是浪漫、悠远？旅日著名作家陈舜臣在20世纪70年代游历敦煌后。结合大量历史资料,辅以陈氏的想象与推理,为读者呈现一派原汁原味的敦煌风情。     

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

汉唐碑志存世数量巨大,且陆续被发现,这些碑志资料对研究中古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将汉唐石刻文献与敦煌学研究结合,会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较多重要的史料,涉及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给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碑志文献亦将敦煌区域史纳入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古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加强与“长安学”“西域史”“中亚史”等研究领域的结合,为敦煌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且碑志文献亦为敦煌学研究范式的转化提供了新的方向,汉唐碑志中大量涉及中古社会史的资料,为敦煌学研究旨趣、理论方法提供有力支持。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举办“敦煌·吐鲁番学讲习班”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间和会后(1983年8月15日至1983年10月14日)举办了一期“敦煌·吐鲁番学讲习班”。来自甘肃、新疆、陕西、宁夏等地的学员列席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旁听了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议闭幕后,“讲习班”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敦煌·吐鲁番学界各方面学有专长的同志讲授了一组有关敦煌·吐鲁番学的专题课程。这些专题是: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舍”之记载差异及其用途探微

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对于“舍”的记载内容存在很大差异,仅就敦煌文书而言,其在不同时期对于“舍”的记载格式也有所不同。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记载内容的差异,反映了两地居民在各自特殊地理条件下的居住形态及田地经营方式的不同;而敦煌文书记载格式的变化,则反映出不同政权统治下敦煌地区均田制实施情况的差别。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舍”具有不同的用途,明确这一区别,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古时期两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