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近代地方自治研究综述

1888年市制町村制和1890年府县制郡制发布后,标志着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关于这一制度的研究也不久即开始起步,并在战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战后,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日本学者从新的历史观念出发,继续从历史学、财政学、法学等多个角度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进行研究。本文即拟对这些成果进行综合性的概述。     

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调研时的讲话

听了潘主任对浙江地方志工作情况的汇报,再加上过去对浙江地方志工作的了解,我想用五句话对浙江地方志工作作个评价. 第一,自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20多年来,浙江省方志办在人手非常少、办公场地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为浙江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浙江方志事业的领头雁——访原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魏桥

魏桥先生是浙江省地方志事业的领军人物,也是国内方志界的名学,在修志实践、方志理论等方面成就卓。2005年12月,魏桥先生的新作《两轮修志说》出版。全书字里行间处处体现着务实创新的修志理念,折射出浙江修志实践和方志学说的鲜明特色。20余年来,以魏桥先生为代表的浙江省地方志工作,坚持求真务实,着力开拓创新,不断进取,不断提高。《两轮修志说》既是这一奋斗历程的忠实记录,也是务实创新精神在方志领域的真切写照。前不久,本刊特约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颜越虎对魏桥先生进行了采访。[编按]     

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和村落共同体

近代日本地方自治的成立,传统的“自治因素”——村落共同体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一同近代地方自治相矛盾的事物,并没有因完成其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仍然对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起到补充的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战前日本近代化的急速性和偏向性。由此也看到,日本传统的村落文化也是日本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晚清浙江厘金制度与地方商品市场

浙江厘金制度以对市场空间的细化把握为特点,经历了由起验征收向包认征收的转变,至清末,呈现出两种方式交错并行的混杂局面。通过对浙江厘卡设置和征收项目的考察,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刻画其所涵盖的流通路线和市场类型,也可以看到它是如何改变自身以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并逐渐内化于其中的过程。     

近代俄国陪审制度的创立及其实践

陪审制是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制度。近代俄国在吸取英、法等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866年正式引入陪审制,陪审团审判因而成为晚期帝俄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形式。俄国陪审团的裁决受到司法宣誓、问题列表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因素的深刻影响,其最终裁定采取简单多数原则。陪审制在俄国的早期实践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但农民占陪审员多数和较高的无罪宣判比率,日渐成为沙皇政府内部保守派攻击陪审制的理由。19世纪七八十年代沙皇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反改革措施,大大缩小了陪审法庭的权限;直到20世纪初,陪审制才有了一定的发展。晚期帝俄陪审制的发展虽因沙皇专制制度的制约而未有实质性的发展,但它的引入和实践对于俄国司法的发展、社会结构调整、政治现代化有积极意义。     

日本地方自治的表里

本文从团体自治与居民自治两个方面对日本地方自治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其地方自治现状与自治理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并对产生落差的主要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     

明治初期地方民会与日本近代地方自治

实行近代地方自治的中心课题是地方公选议会的形成。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地方民会的出现和发展,对推动政府转变地方政策,一定程度上承认地方的自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将来的地方议会运营奠定了基础。这也说明近代日本地方自治的形成有着从上和从下的两方面因素。     

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

作为一个自治性质的政治单位,乡村共同体以习惯法为基础,通过村民会议及其代表自主地管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受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经济形势和王权扩张的影响,这一自治组织发生了变化。村民"委员会"取代中世纪带有"直接民主"性质的村民会议,成为共同体的主要决议机构。代表共同体居民利益,管理乡村事务的村官则日益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乡村共同体最终被转化为正式的基层行政单位。     

明代浙江永嘉盐场的赋役改革与地方变迁

文章从明代两浙盐政变革的制度背景出发,考察永嘉盐场成弘时期的盐课改折、嘉靖前期的盐课转嫁、嘉靖后期的私盐倭乱、隆庆年间的赋役改革等历史事件,探讨该过程中州县官府与盐场地方势力之间的复杂利益博弈。对永嘉盐场的个案研究,或许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明代盐场赋役制度运作和东南沿海社会变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