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主义史观与司马史观的批判

本文论述了日本右翼自由主义史观出台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司马史观与自由主义史观的本质区别,认为:司马辽太郎论证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连续性的侵略战争,战后殖民地的独立并非是日本带来的福音;自由主义史观代表人物藤冈信胜歪曲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通州事件”、“卢沟桥事变”等历史事实,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司马史观也有荒谬之处,即认为日本没有攫取领土之意,而且有意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     

从地方志资料看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

明清时期的通州为北京左辅,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枢纽,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重兵守护粮仓,而且置仓场侍郎、坐粮厅、通惠河郎中、厅汛等官员疏浚通州河道、修筑闸坝、收支税粮,将通州视为畿辅之门户。同时通州政治地位的变迁也与自然地理环境、漕运政策、国家方略密不可分,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通州在明清五百余年中一直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盛名。     

战国始年考辨北大核心CSSCI

关于战国时期始于何年,说法众多,一般以《史记》所说始于周元王元年为通行提法,但司马迁并未解释其原因,至今学术界也没有予以合理说明。中国历史时代断限一般以某场战争或改朝换代事件作为新旧朝代交替的标志,特征明显,容易判断,唯独战国始年是个例外。历史分期需体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为时代分界的关键事件应是代表下一阶段历史发展趋势的典型事件。发生在周元王元年前后的陈、吴两国的灭国事件,开始呈现战国时代战争以兼并为目的及谋诈迭用等特征,与春秋争霸战争截然不同,深刻表明了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为解释司马迁为何选择周元王元年作为战国始年提供了新视角。     

1920年日本人自导自演的珲春事件

日本人自导自演珲春事件,是为出兵找借口。而类似珲春事件的闹剧,在后来日本侵华的战争中,屡见不鲜。     

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脉络刍议

侵华战争研究一直是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存在一条可以视为环境史趋向的研究脉络。大体而言,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在二战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日本学界只是将环境作为历史事件与社会演变史的一个背景因素,或是研究中提及的一个侧面;20世纪8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开始在侵华战争研究中建构“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将环境元素作为侵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意识之一;21世纪后,随着一批学者吸收或采用环境史研究方法,从跨学科、多维视角研究侵华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环境对后续中国社会的影响。梳理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长期存在的环境史趋向,能够推动中国学界从环境史视角加强对侵华战争研究的学术反思。     

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以唐山大地震殉难者的埋葬与祭祀为例

一、引言：作为公共事件的“死亡” 在我们的生活中,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并不是每个人的死都属于“公共事件”。对大部分人来说,死亡仅仅是一种自然生命的终结,它的影响局限在其“相识”或“相关”者的范围里,如亲友、同事等。与此相对,作为“公共事件”的死亡,例如著名政治家的死亡、战争、自然灾害引起的大规模的死亡等。     

漫话

从此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放弃战争赔款的国家,兽首的得与失,实在没有太大必要去计较。——一网友对兽首拍卖事件的观点     

明清北京通州运河水系变化与码头迁移研究

明清时期,通州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漕运物资悉经通州码头转运至北京。由于通州一带土质松软,水道迁徙频繁,对漕运码头影响巨大。在自然水道自身变化和人力整治的叠加作用下,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屡有变迁,位于通州附近的运河码头分布和功能也随着水系格局改变而迁移和调整。本文从分析明清时期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变迁入手,梳理通州码头兴衰起伏和迁移分布过程,以阐述河道变迁与通州漕运码头之间的依存关系。通州码头变迁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     

烽火丛林路--援越抗美斗争亲历记

30多年前,在中国的南大门发生了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对弱小的越南发动了“特种战争”,把战火又一次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我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六十四团政治处工作,作为一名战士,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2001年中日学者研讨会综述

2001年10月29日至30日。中日友好协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和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中国战争受害请求赔偿事件辩护律师团、中国战争受害请求赔偿事件后援会。联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了“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2001年中日学研讨会”。中方出席会议的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中日友协副会长迟、中华律师协会副会长于宁、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述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陈启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张承钧、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张一波     

日军刁难，《民国日报》被迫停刊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前,经常以挑起和制造一连串阴谋事件为口实,借以激化民族仇恨,进而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1932年初的上海《民国日报》被迫停刊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论点摘编

中国古代对高原反应的认识及相关史事研究于赓哲发表在《西藏研究》2005年第一期上的文章说,从汉代开始,人们已经意识到高原反应的存在,但是对其发病原因的认识有中毒说,鬼怪作祟说和瘴气说,且始终没有突破瘴气说的局限,故而缺乏有效的预防和医治手段。世居低海拔民族来到高海拔地带时,往往受到高原反应的困扰,有时又因为无意中创造中较长适应期而免除其厄,这一点在战争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文章通过对北魏吐(?)浑的战争、隋阳帝西巡途中有大斗拔谷事件、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等史实的研究可以看出,低海拔人群没有经过真正的准备而进入高原,都要备受高原反应的折磨,北魏与吐(?)浑的战争,大斗拔谷事件,唐朝与吐蕃的战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高仙芝远征则是一个反例,从这些个案分析得出结论,高原反应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不可忽视;举一反三在研究低海拔民族与高海拔民族关系时,自然因素对人本身的影响必须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潞河书院与新式体育运动

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可“安然入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的特权。通州作为联系南北运河及天津的水陆交通枢纽,在1867年(同治六年)美国耶稣教会即进入通州,先后在这里建立教堂、设立学校。     

大山事件的真相——日本海军“阴谋”的追究

作为第二次上海事变导火索的大山事件,在战时及战后日本长期被视为"偶发事件",但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釜贺一夫少佐,证言大山勇夫中尉是在接到上司"请你为国捐躯"的口头密令后而决心赴死的。大山事件的目的,是制造对华战争借口,为海军争取更大规模的军备预算。因此,大山事件决非"偶发事件",而是日本海军的"阴谋事件",只不过战后日本海军通过有组织的焚毁罪证和严格的保密体制掩盖了事实真相。     

通州城的传说

通州城的传说○李向阳京畿重镇通州城，自古北由官道至山海关，南顺运河到杭州，系京城水旱两路的交通要冲。清帝乾隆爷曾来到通州，见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舟船如织穿梭，街道上西至东行的客商车水马龙，不由地感叹道：“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他说出了一副对子...     

梁启超与日俄战争

对俄战争期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这场战争给予了关注,对战争中与中国有关的事件进行了评论。他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增强国人改专制为立宪的决心,以实现救亡图存。他认为,清政府不应该采取“局外中立”的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对满洲中立与主权问题,满洲人民的权利、义务问题的论述。战争结束后,俄国占领的旅顺口、大连湾应归还,中国,是否租借应由中国决定。通过和约,日俄两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瓜分了满洲。     

明清北京通州古城研究

通州是明清时期运河北端漕运枢纽城市。随着漕运的发展,通州城池自明初以来也日益扩展和完善。本文利用文献档案、古地图、实地考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通州城垣、护城河以及城内街巷分布和功能区布局,并重点论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职能。明清通州城的发展演变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城城垣扩展受到仓储职能的较大影响,城池巧妙地利用运河水系集城防与漕运于一体,城市职能随着漕运发展而日渐扩充和完善。明清通州古城集中反映了北京地区的运河文化,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地,应加以深入研究并实施保护。     

克里米亚战争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853年10月1日,在多瑙河上发生了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1854年3月28日,英国和法国(后来又有撤丁王国)共同参加土耳其一方对俄国作战;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这就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是十九世纪国际关系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近代史的重要事件。它对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关系、对欧洲、亚洲一系列重要事件都有很大影响。因此,一百多年来     

梁启超与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期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这场战争给予了关注,对战争中与中国有关的事件进行了评论。他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增强国人改专制为立宪的决心,以实现救亡图存。他认为,清政府不应该采取"局外中立"的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对满洲中立与主权问题,满洲人民的权利、义务问题的论述。战争结束后,俄国占领的旅顺口、大连湾应归还中国,是否租借应由中国决定。通过和约,日俄两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瓜分了满洲。     

西南营街区与名仕大宅

有关西南营街区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嘉靖《通州志》,志中称其方位在“州治西南”,其范围北到西大街,今人民中路;东至南大街;西到西城南段城根,今环城西路南段;南至南城西段城根,今环城南路西段。明万历《通州志》载巷名：“西南隅凡三,曰：依莲巷、线长巷、南关王庙巷。”清康熙《通州志》仅将南关王庙巷易名为南关帝庙巷。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载此街区有“西牛肉巷、掌印巷、南关帝庙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