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史学思想研究》

梁艳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在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中,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认为是“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史学实践中,戴维斯注意把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志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并在历史书写上采取叙述史学的写作策略,成为跨学科的典范。     

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正>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     

史学期刊在当代史学建设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纪要

为了促成并加快史学范式的转变,培育并确立科学的学术规范,倡导并树立健康的学术风气,2002年4月14-18日,《史学月刊》编辑部在古都开封召开“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史学专业期刊及部分有史学专栏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哲》、《史学集刊》、《史学史研究》、《安徽史学》、《光明日报》、《江汉论坛》、《求是学刊》、《人大复印资料中心》等近20家杂志社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就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史学期刊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学术期刊间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浅论吕思勉的史学功能观

一般认为,史学具有认识、殷鉴、经世、教化等功能,吕思勉基本认同这些功能,而且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历史的认识功能毋庸置疑;他对旧史记载的客观性甚至历史学科本身的精确性,却有着谨慎的乐观,他不一味“疑古”,也不一味“崇古”。吕思勉对史学经世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坚持学以致用,力戒为学术而学术,但他对史学功能的具体化、庸俗化是有微词的,曾说“学问只分求真”,“宜置致用于度外”。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今年,全党、全国人民迎来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撰著一批宏文以来,正好也经历了九十年,她的成长、壮大、发展、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息息相关。九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人,始终以"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作为自己矢志追求的学术品格,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为恪守不渝的研究指南,把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作为治史方法的根本准则,将素称发达的中国历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予以有力的推动。在新中国前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疾风知劲草",一批忠诚、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勇敢地挺身而出,抵制了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捍卫了历史学的尊严和科学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砸碎精神枷锁,冲破禁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勇于创新,迎来了学术园地百花盛开的大好局面。九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经验,尤其集中体现于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并且对研究工作发挥了指导作用。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以往理论的创造、方法、道路、价值等,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发展新世纪的史学,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李根蟠教授等学者,分别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读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的风格》、《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等文章,提出了深入的思考和创新见解,以飨读者。     

"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在京举行

自上个世纪 80年代“比较研究热”在中国滥觞以来 ,比较史学的学术理路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2 0 0 3年 10月下旬在京举行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 ,以其浓烈的学术氛围展示 ,我国史学界的历史比较研究 ,正在日益凸显出新的学术广度与深度。这一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清史研究所与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 ,汇聚了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约 70名正式代表 ,收到学术论文及学术综述文章 5 0多篇。不少史学名家以及一批具有学术影响的中青年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纷纷指出 ,随着中国现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民国史学的现代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期刊之一,所刊论文从实证维度呈现了民国史学演进的脉络与动向。《集刊》的出版,受到新旧中西学问交叉融合的影响,所载论文具有重视西方新学理、运用新见之史料、继承传统考证法的风格特色。《集刊》的作者群体,牵涉众多史学名家,反映了以史语所为中心的学术社群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学人的交往与互动。同时,史语所以《集刊》为平台,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史学人才。从国际学界背景观之,《集刊》改革编辑形式,冀图与国际期刊接轨,积极推动“本土”与“域外”学者在学术研究共同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可以说,《集刊》作为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学科结构中属于同一个二级专业,这其中反映了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首先应当跨过一个理念的门坎,即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确认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历史。厘清这种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大有利于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中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即得益于此。这里,需要防止像西方某些史学流派那样割断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批判那种取消历史理论研究的说法。在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应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与史学理论研究共同的任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探索,大有学术开拓、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美国历史评论》:第一份科学的美国历史杂志

《美国历史评论》是美国主流的核心历史刊物,更是“第一份科学的美国历史杂志”。它是19世纪末西方史学职业化的产物,也是美国史学科学化、职业化的标志。100多年来,它坚持严肃的专业态度,坚持和发展了自己的栏目内容和形式,主旨是为了繁荣和发展美国的历史学术。它最初不是美国历史协会的机关刊物和出版物,但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评论》最终成为美国历史协会的“旗舰”。有人批判《评论》内容方面的保守,但细心考察会发现它是美国史学发展的晴雨表,尤其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和变化。     

20世纪前半期新旧史学关系论争的综述

20世纪前半期关于新旧史学关系的探讨,参与学者人数之多,学术观点之复杂,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学史上都是罕见的.本文对这场学术探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论,认为它在社会思潮、学术风气的演变以及近代史学学科逐渐完善的客观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下,呈现了阶段性发展的特点.     

挑战与新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致力于去教条化,逐步告别经学模式和经学思维,走上科学求真之路,着手建构本土化的历史体系。面对实证史学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包容态度认可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对于西方史学的冲击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借鉴与批判并重,但历史观的冲突仍难以调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与“告别革命论”和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在新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得到突出和强化。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取决于其自我变革、自我突破的勇气和能力以及角色和定位的转换。     

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综论

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晋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中重要的一个史学派别。在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间相互关系的总体框架下,从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学派发展的国际思潮背景着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的大体脉络。该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学术前提,在于西方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机制,而学派奠立及其学术创新的背景层级,则依赖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和学术文化机制等重要社会环境资源。另外,英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侧记

4月23—26日,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历史化学院联合举办了“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是为了庆祝《史学月刊》创刊50周年而举办的。与会专家学对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及发展趋势基本达成了共识。     

面向新世纪的史学理论研究——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23日至26日,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与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六十位史学理论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收到参会学者论文及摘要近五十份,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和“西方史学流派及其理论特征”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的丰兽学术观点综诛加下。     

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