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寿县苍陵城出土商代青铜器年代及相关问题

安徽寿县苍陵城组青铜器以铙、大刀、钺为代表,至少属于中等贵族墓葬的规格。该墓出土铜器组年代较一致,属于殷墟二期晚段至三期早段,其年代填补了安徽沿淮河地区商代青铜器编年的空白,对探讨商文化在沿淮地区影响力的变迁以及安徽商代青铜文化的内涵等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安徽肥西出土商代青铜器简论

文章主要对安徽肥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进行断代研究,认为大墩孜组属于商代早期,馆驿糖坊组属于商代中期,上派组属于商代晚期。该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表明安徽江淮西部地区是中原商文明通过淮河南下至长江流域,乃至更南地区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     

灵宝考古的新发现

近年来,在豫西灵宝县的一些地方,初次出土了一批商代青铜器,这是灵宝考古的新发现。这些商代青铜器的出土,不仅填补了地域上的空白,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一些青铜器的年代比属于商代中期的郑州二里岗期青铜器稍晚,但又比属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的青铜器稍早,这是研究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演变、发展和分期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现介绍于后:     

山西保德林遮峪铜器墓年代及相关问题

晚商时期,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存在一群具有地区特色的青铜器。对这批铜器年代与族属的认识,核心问题在于山西保德林遮峪所出青铜器的年代。林遮峪墓葬出土的可确定年代的铜器大都属于殷墟时期,下限并未进入西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所见的晚商时期铜器群应归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它们与李家崖文化有关。     

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

在我国南方地区,历年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礼器,其中有一类大口尊出土范围广,发现数量较多,在南方商代青铜器中非常重要。从50～80年代初,安徽、湖南、重庆和陕西等地就不断有大口尊零散出土。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两座器物坑,从坑中又出土一批大口尊。特别是近年来,在湖北等地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学术界对三星堆出土的包括大口尊在内的青铜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对四川地区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青铜文     

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探讨

对商代武丁以前的青铜器铭文的探讨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对以往学者所辨析出的部分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的年代与铭文性质进行讨论。提出其中一些青铜器的年代当属商代晚期,一些所谓的铜器铭文实际上是花纹。同时,根据近年来新刊布的材料新增若干商代中期有铭文的青铜器。并参照同时期其他质料器上的文字,讨论了商代中期青铜器铭文的特点。     

再论商王朝的衰亡与铅

商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繁盛阶段,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考古出土商代青铜器含铅量很高,商代后期尤甚。综合安徽何郢青铜时代遗址人骨铅含量的分析、青铜器溶铅实验、殷墟墓葬出土青铜器铅含量的分析和山西绛县横北西周墓地人骨铅含量的分析等诸多学者新的研究成果,进而证明商代晚期贵族阶层应该存在严重的铅中毒,而铅中毒应为商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安徽青阳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安徽青阳县汪村出土青铜器单元明确、器物组合完整、器形风格新颖、文化内涵丰富。通过器物组合、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可以拟定为西周晚期,其形制特征反映了皖南与宁镇、江北以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汪村出土青铜器是构建皖南沿江地区西周青铜器编年的重要一环。     

近年黄陂出土的几件商周青铜器

五十年代初,盘龙城遗址就常有商代青铜器面世[1],由此很开了江汉地区青铜文化考古的帷幕;七十年代木鲁台山遗址范围内两用古墓群的清理[2],不仅使之高潮再起,还填补了本地区这一历史阶段物质文化的重要缺环。4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黄肢不仅是江汉地区最早发现青铜文化的地区,也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区之一。近年,这里仍屡有两周青铜器出土,与以前零星出土的情况一样,它们皆分布在低水中淤的干支流两岸,并都出在同期遗址之中或附近,使其归属关系较为明确。器物反映的时间跨度从商代早期延至两周中期。兹选4件介绍一f次：铜爵鲁…     

郑州杜岭和回民食品厂出土青铜器的分析

1974年9月,在郑州商西城墙外约300米处的张寨南街杜岭土岗南段距地表约6米深处,发现3件商代前期青铜器;1982年7月,在郑州商城东南角外侧的向阳回民食品厂距地表约5米深处,又挖出商代前期青铜器13件。这两个地点所出土的铜器,是历年来在郑州商城遗址范围内出土青铜器最为集中的。这批青铜器,不仅展示出商代前期青铜文化的兴盛和繁荣,而且对确定郑州商城为商代前期一座重要都邑遗址,和研究当时青     

赣鄱地区西周时期古文化的探讨

商周时期,江西地区和广大南方地区一样,被称为"荒腹"之地,在我国的古籍中缺乏记载。因此,要复原这一时期的江西古史,只有依据地下考古材料。建国以来,由于考古工作的开展,一批商代古文化遗址的相继发现,特别是70年代清江吴城青铜文化的被揭露,已为商代江西地区的文化面貌勾画出一个初步轮廓。那么,西周时期的江西又是怎样呢?近几年来,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发现属于两周至春秋时代的遗址日益增多,且分布相当广阔,包括了江西省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各地零星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也为数不少,总计约在百件以上。本文拟就这些已有的考古资料,对西周时期江西地区的文化面貌作一初步的分析和探索。     

高台山文化再论

本文以平安堡遗址提供的层位关系为依据,结合对其他遗址、墓地出土陶器的型式学分析和比较,将高台山文化居址材料和墓葬材料各自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其中遗址一段和墓葬一段应为高台山文化早期的第一段,遗址Ⅱ段和墓葬Ⅱ段为高台山文化早期的第二段,遗址Ⅲ段和墓葬Ⅲ段为高台山文化的晚期。高台山文化早期年代大致与辽西山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并行,时间跨度约为夏代中晚期至商代早期;高台山文化晚期与辽西山地地区的魏营子文化并行,整体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     

新干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上限问题

新干大洋洲铜器群的年代问题曾经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其中歧说多集中在青铜容器的年代上。虽然有学者已经指出大洋洲铜器"既没有商代前期晚段的二里岗上层期的铜器,也没有商代后期殷墟二期以后的铜器",但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属于年代跨度较大的不同时期,其主体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和以妇好墓为代表的殷墟文化第二期。     

郑州商代青铜器铸造述略

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是在二里头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较为辽阔。郑州商城为其主要地区,远离郑州数十里或数百里外的辉县琉璃阁,项城毛冢等地,甚至湖北黄陂盘龙城也都发现商代二里冈期青铜器,就目前的材料看,     

论济南大辛庄遗址M139新出青铜器

济南大辛庄遗址M139为2010年重要的新考古发现,该墓葬以其高等级、较多青铜器出土在商文化的周边地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本文指出M139出土的青铜器具有典型商文化特征,但这些青铜器同时表现出年代滞后的特质,即多数青铜器年代属于殷墟文化时期,却又具有若干较早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特征。这种特质说明M139青铜器属于商文化体系内本地独立生产的青铜器。     

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商代铭文铜器

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商代铭文铜器●尹俊敏南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是古代南北交通要道和文化的交融地区。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人们越来越重视这一区域的商代文化面貌和性质。南阳市博物馆在七、八十年代发掘和征集了一些商代青铜器,其中的部分器物虽然已介绍于报...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铭铜器小考

本文对重庆三峡博物馆旧藏的三件有铭青铜器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斝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作器者""属于""族,该族自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期;顾龙纹鼎、夔纹鼎的年代均为西周早期,二器铭文从字形、内容等来判断应属于后刻伪铭,均有所本,分别仿自西周晚期的虢姜鼎铭、昜叔铭。     

安徽嘉山县泊岗引河出土的四件商代铜器

一九五三年春,安徽嘉山县泊岗引河中出上了不少古代文物。其中有四件商代的青铜器(图一),计:爵一件,斝一件,觚一件,罍一件。这四件青铜器出土时都很残缺,最近,南京博物院修复组将它们进行了复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可以说,这四件商代遗物,基本上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     

也论肥西小八里出土青铜器

安徽肥西小八里组青铜器单元明确、组合完整、数量较大、特色鲜明。根据器物形制、纹饰和铸造特点等比较分析,可拟定其年代为春秋早期,是目前群舒器物中最早的一组铜器。小八里青铜器反映了群舒族群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是群舒青铜器编年的重要一环。     

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皖南商周青铜器》评介

安徽所辖的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黄山、宣城六市,习惯上称作皖南地区,也即长江安徽段以南地区.从考古调查和发现来看,这一地区商周时期大规模开采铜、冶炼铜和铸造青铜器,成为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出土商周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