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弓形器的形制及相关问题

弓形器是商周时期用于挂缰的挂缰钩,有窄背和宽背两种。窄背类弓形器部分出自人骨腰部,在蒙古鹿石中相类的器物均挂于腰间并与弓及弓袋共出,因此其应挂在腰带上。车马坑中多放置宽背类弓形器并多置于车厢内,在鹿石中还见将辔系于车厢上的马车形象,因此一部分宽背类弓形器应绑缚在车厢前部用以挂辔。     

从考古遗址马骨分辨马衔证据的新方法

马匹是和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之一,作为人类驯化的一种自然力量,对人类生活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柴尔德生前十分关注考古遗址中的马骨研究,在他的《告别辞》中,他特别呼吁考古学家加强对马骨的研究。在得知河南辉县发现了车马坑后,他还特地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王振铎写信,详细询问马车的形制。布鲁斯.特里格提到,马可能是在中亚驯化的,然后与马具一起传到世界各地。然而,这个传播过程目前仍不清楚。马在我国商代就已引入,到春秋战国,马车和骑乘已经成为贵族和军队的常用运载工具,这个过程非常值得研究。目前我国学界对马的作用大致集中在马具和轮车,对马骨本身的研究似乎还比较薄弱,原因可能是缺乏比较系统可靠的鉴定方法。本文从分辨马衔对牙齿和齿隙的损伤来了解马匹的役使,为从马骨证据来了解马的使用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途径。文章认为,使用马衔会对马的第二下臼齿前缘以及齿隙造成损伤,表现为下第二前臼齿前角的磨蚀、前缘釉质和齿质的带状暴露,在下颌的齿隙部位则会造成骨骼的磨蚀和新骨的形成。人们甚至还会刻意锉去下第二前臼齿的前角,使马在套上马衔时比较舒服。但是,为了和马牙的自然损耗相区别,在分辨马衔磨蚀时,需要检视这种磨蚀是否与上第二臼齿的咬合对应,马匹是否患咬合不正等等。同时还要考虑马衔质地以及役使的方式和强度等因素。我国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马骨也很丰富,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结合马具和马车遗存,可以深入了解马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和驾驭方式,提高动物考古在社会文化信息提炼上的能力。本文中译因篇幅所限而略去了许多统计表格和一些照片。     

国外马车漫话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三套马车是该国许多民族冬季不可缺少的娱乐工具。三套马车是三匹马同时拉的一辆车或雪橇,主马在中间架辕,另两马分别列两边,其形状像一把微开的扇子。这种马车,装饰得五彩缤纷,马也要披上彩带,跑起来速度快。乘着这种马车在雪地里兜风,别有一番情趣。马车一般用一马或两马拖拉,我国夏时六马驾御的车,可能是古代“马力”最大的马车。但在万事出奇制胜“创纪录”的今天,一辆马车所用之马匹也不断“前无古人”。1990年,荷兰北部的格罗宁根镇为纪念该镇解放318周年,特地举行了一次马拉车比赛。马车出租人…     

中国北方家马起源问题的探讨

中国北方家马起源问题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他们就接触到的各种马的实物资料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陆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我们了解,关于中国家马何时何地起源有如下几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商代晚期)马、马车……从更遥远的西方传人”,“可以说乌克兰或最东     

西周金文车饰二考

通过对西周金文中"画"和"金豙"二种赏赐物的进一步分析可知,前者指"画呻(轸)",即古车上的轸木;后者指古车上用来贯马辔的铜环.     

浅析殷商车马饰

中国殷商的马车只有独轮,战国时才出现了双辕。独轮车至少需驾两匹服马,也常有具于衡外的两匹骖马的四马车。双辕车却可以驾一匹或三匹马。殷周车子的特征:独輈、两大轮、方形车舆、长毂、外饰铜喜辖。輈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轭、用来驾马,轭前端插銮,马颈下挂铃。(图一)     

中国古代家马再考

一般认为中国的家马出现于商代晚期,近年来通过对殷墟遗址出土马骨进行DNA研究和同位素分析,学者们认识到在早期家马传入阶段,其来源较为复杂,存在来自多种谱系的可能性。近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了马骨,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家马。马的家畜化与其他动物一样,是在家畜驯化过程中,针对动物繁殖,以人为的主动管理取代了自然淘汰的结果。根据这一观点,本文在归纳整理近年来考古发现和研究动向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家马的家畜化过程再次进行了深入探讨。纵观旧石器时代到商代晚期的马骨出土情况,笔者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马骨多为游离齿或部分骨骼残片,这些骨骼残片极有可能为肉食后的残渣遗留。因此与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马骨骼相比,商代特别是殷墟二期是一个划时代的节点,马与马车及青铜制品共出,马的全身骨骼基本保存完整。从古代DNA分析结果看,这种马的繁盛交易往来从商代晚期就已经开始,考古资料和出土文字材料也显示人与马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家马的出现是在商代晚期,虽然在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发现马骨,但是大多数马骨基本均发现于殷墟遗址。由此推测在新石器时代应该没有出现人为介入马匹育种的现象。因此还是应把中国家马的最初出现定在商代晚期,自商代晚期开始,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家马利用。     

“马负文豹”与草原游猎图像探析

豹猎是一项风靡内亚大陆皇家宫廷的狩猎活动,《元世祖出猎图》中的"马负文豹"即表现这一主题,而"马驮猎犬"和"马驮猞猁"应为衍生格套。该文通过勾稽几类草原游猎文化图像,分析文豹在狩猎活动中的作用和驾驭方式,对"马负文豹"展开文化史溯源,指出这种艺术形象具有非常典型的游猎文化特征,在内亚草原范围内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和共通性。     

老苏州的马车业

人类养马历史已有五六千年,马车是人类使用最悠久的陆上交通工具,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盛行。马车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非常普遍,在江南水乡甚为罕见,但号称东方威尼斯的水城苏州,20世纪上半叶也曾风行过营业性的马车业,前后达半个世纪。 老苏州的街坊格局是河街相邻,小桥流水尽枕河。在现代交通工具(各种机动车以及自行车、三     

论商代马车的形制和系驾法的复原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后冈、西北冈、小屯等地点发掘出土商代马车实物遗迹后,古史传说中的商人“乘马”,即商代已使用马车的问题,便为确凿的考古事实所首肯.随着甲骨文、金文的出土和释读,尤其是解放后殷墟内大司空村、孝民屯、白家坟、郭家庄以及殷墟以外个别地点等一大批商代马车遗迹的发现和发掘,使人们对商代马车内涵的认识愈趋深入,其中尤值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解放后出土的马车遗迹均获得了愈来愈成功的原型剔剥,从而使学术界真正地在实物角度上接触和认识了商代马车,使科学地深入地探寻商代马车本来面目的工作成为可能和取得硕果.本文拟就现见的商代晚期车马合葬坑的发掘出土资料,结合甲骨文、金文中的一些旁征,并参考有关学者对商代马车复     

门巴族歌谣中的马文化情结

接到《西藏民俗》副主编张宗显先生电话:“请您给我们谈谈门巴族马文化吧。”顿时,一首赞美马的门巴族“萨玛”酒歌,犹如闪电,在我心的旷野上空闪过: 我们新市上的西宁马, 驰骋如同春季里的风、 金鹿、母鹿,任我驾驭。 我答应了,就谈谈门巴族歌谣中的马文化情结。 马,实在不是门隅的“土产”。门巴族是山地民族。     

珠峰车队

14岁的扎西是马车队里最小的车夫 14岁的扎西是珠峰马车队50个成员中最小的马车夫。     

秦始皇帝陵出土青铜马车铸造工艺新探

<正>1980年12月,秦始皇帝陵封土西侧的陪葬坑出土了两辆青铜马车,后经修复得以还原其形制川。两车均为真车的二分之一大小~([2]),材质独特,制作精美,出土后备受学界关注。关于青铜马车的研究较为多见,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青铜马车进行了研究,包括青铜马车的性质~([3])、纹饰~([4])以及结构、部件名称与系驾关系等~([5])。目前,学界对于青铜马车制作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铜马车结构以及车上零部件制作工艺上。袁仲一、程学华认为两辆马车在制作上使用了铸造、焊接、嵌铸、镶嵌等机械连     

去看香妃

到香妃墓去的时候,朋友问我：是坐汽车还是坐马车？我急忙回答：当然是坐马车了。在我的潜意识里,坐马车和香妃更为接近。而坐汽车,就显得生分了。于是,我们步行穿过了据说有上百年历史、亚洲最大的集贸市场──东巴扎,找了一辆“马的”。这是一匹白马,还很年轻,红色天鹅绒的车顶像红盖头一样鲜艳而有诱惑力。赶车的是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和他的白马一样神采奕奕。他略通汉语,是香妃的故乡人,自小儿就在香妃身边长大,因此说来也有几分自豪。他告诉我：阿帕克霍加麻扎（香妃墓）已经有４００多年的历史了。 在村落的尽头,绿茵的深…     

1978年以来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述评（下）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述评（下）马大正三、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丰硕的记述。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继承了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优良传统,并有了新的发展。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中...     

骑驴骑马,各有说法

出行对于交通不便的古人来说是件大事。元白朴说,暖日宜乘轿,春风宜试马。可见,马和轿子是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上层人士出行的首选。因为久经战乱,刘邦称帝后居然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只好坐杂色马车,而宰相只能乘牛车。     

新都馆藏陶三轮马车研究

四川新都杨升庵博物馆收藏的物中有一组陶三轮马车,是四川地区的一组东汉和三国时期的物遗存。在以前所发掘出土的东汉和三国时期马车中均为二轮车,这组陶三轮马车属首次发现的,它是研究东汉和三国时期交通历史和运输工具的实物资料,所以更为珍贵。它不仅将记载三轮马车的历史提前,而且是中国人对马车进行科学探索的历史佐证;更让人感兴趣的事,有可能揭开诸葛亮所发明的“木牛流马”千古之谜。[第一段]     

马的胸椎异常及其利用方式的演变

马的驯化及使用深刻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马不仅为人类提供肉、奶等蛋白性食物,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运输和战争能力,推进了人类的迁徙、民族的融合、语言和文化的传播等等。可以说,没有一种家畜像马一样,在战争、运输和人类社会交往方面,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骑乘无疑是人类使役马匹的重要方面。如何研究遗址出土的马骨,探讨其是否被骑乘,一直是考古学家关心的课题。本文的作者玛莎·莱文(Marsha Levine)博士等运用古病理学对马的利用方式进行了探讨,研究了马的被骑乘与否和马的第11-18胸椎异常之间的关联。他们对比了未被人骑乘的现代马骨和明确被人骑乘的早期铁器时代和中世纪的马骨,认为在早期铁器时代的马胸椎上出现的异常模式很可能与骑乘有关,从而表明从动物古病理学的角度探讨古代人类对家马的利用是切实可行的,这一研究思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动物古病理学研究在国外开展已久,然而这一研究在国内尚十分薄弱,这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之一。     

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结合的理论与方法初探——兼谈香港的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已为人们所认识,并成为城市科学和环境科学交叉的研究领域。在我国城市环境问题日益复杂的今天,环境影响评估这一传统的结合手段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笔者通过分析城市环境问题产生根源,提出资源的合理分配是两者结合的新部位,进而探讨了资源分配合理性界定的准则、操作手段,以及界定的技术路线,最后介绍香港城市规划各个层面的环境保护的意识和措施为借鉴。     

基于标准差分析的秦始皇陵青铜马车零部件生产工艺研究

此项研究分析评估了秦始皇陵出土青铜马车零部件尺寸、金属成分配比的标准化程度。研究发现,青铜马车同类型零部件外形尺寸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都保持在2%以内;青铜部件的铜含量标准差在3%以内,器物成分高度统一。马车的青铜部件都为铜锡二元青铜,从小型饰件到大型部件,从薄板部件到青铜焊液,大致都含有约10%的锡,90%的铜。马车零部件的外形尺寸与器物成分的同一化,表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存在着高度标准化的社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