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羊的起源与扩散研究

家养动物的起源与扩散与农业起源、古代贸易、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山羊(Capra hircus)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为早期人类提供了重要的肉食资源、奶、羊毛和毛皮,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由于早期动物考古研究的局限性,动物考古学家并没有仔细区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绵羊和山羊,而是笼统地以羊来代替,导致我们对山羊在中国的起源、驯化及其传播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本文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资料,同时结合现代山羊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山羊的古DNA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山羊的起源与扩散过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古DNA分析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保留在古代生物遗骸中的遗传物质DNA是一种重要的遗传学资源,古DNA分析技术在考古学中的成功运用已成为一个新兴的考古学研究领域,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中而形成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分子考古学,即指利用分子生物学研究技术,对出土的古代可研究对象进行分子水平的分析和研究。分子考古学在解决人类的起源与迁徙、动植物的家养和驯化过程、及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重大考古学问题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时古DNA分析技术及其在考古学上的应用进行了综合论述,特别是对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在近年来所取得的新进展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以期为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动物考古学中的昆虫研究

《动物考古学中的昆虫研究》是一篇动物考古学研究新领域的介绍文章。考古研究显示,昆虫与古代人类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田野考古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迹现象或遗物可能与人类利用昆虫的行为有关。昆虫遗存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对此可以进行多方面研究,如复原古气候和古环境,古生物的地理分布,遗迹形成的时间,遗址埋藏的过程,古代人类的生活水平和驯养家畜的行为,等等。在我国已经开始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昆虫遗存进行研究,例如,在青海大通长宁遗址的浮选结果中就出现了炭化的昆虫遗骸。     

中国动物考古学的思考与研究

<正>动物考古学通过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科学和全面地采集,开展鉴定、观察、测量、测试及各种统计和分析,结合考古学的出土背景进行探讨,认识古代的动物种类、古代的自然环境和古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古人的行为,从特定的角度探讨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研究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①。在中国考古学中具备动物考古的思考是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几乎同时发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1921年,以瑞典人安特生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为标志。而在1924年,     

夜郎研究的途径之——势在必行的贵州古人类遗骸DNA研究

贵州古代墓葬、遗址出土的古代人类遗骸 ,正期待着分子生物学的关注。应用生物DNA技术研究考古人骨 ,在国内外已日趋完善。它的应用将有助于古夜郎主体民族的识别及许多相关考古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这是夜郎考古研究不能忽视的方法 ,也是夜郎研究的途径之一。     

人种学及古DNA分析在成都金沙遗址及相关诸遗存研究中的应用

人种学与古DNA分析 ,是体质人类学范畴中的重要研究方法 ,将它们互相印证 ,为考古学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介绍了这两种方法在成都金沙遗址及相关诸遗存研究中的应用。     

夜郎研究的途径之一——势在必行的贵州古人类遗骸DNA研究

贵州古代墓葬、遗址出土的古代人类遗骸,正期待着分子生物学的关注。应用生物DNA技术研究考古人骨,在国内外已日趋完善。它的应用将有助于古夜郎主体民族的识别及许多相关考古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这是夜郎考古研究不能忽视的方法,也是夜郎研究的途径之一。     

南方地区遗址脆弱动物遗存提取与相关问题探讨

由于酸性土壤等埋藏环境,南方地区的动物骨骼往往保存不佳,给后续鉴定带来巨大挑战,也极大限制了南方地区的动物考古工作和研究。对此,我们初步提出“现场介入、清理四至、加固标本、托板（套箱）提取”的脆弱动物遗存提取流程,并加强相关鉴定特征与方法的积累与总结,以达到框架性地复原动物资源利用状况等学术目的,为后续科技考古检测、多学科考古提供线索与条件。     

中国家羊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综述和展望

羊是中国古代"六畜"之一,不少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中包含羊骨,这些羊骨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国家羊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第一部分按照时代早晚梳理目前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羊骨遗骸,归纳不同时段羊的种属、数量、地理分布及特殊考古现象等阶段性特征。第二部分以家羊的动物考古学专门研究为主,回顾目前在定性定量分析、起源与传播以及开发利用方式等方面取得的进展。第三部分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和方法等提出一些设想与展望。     

科技考古的思考

正在当今的世界考古学研究中,科技考古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考古学紧跟世界考古学发展的步伐,在科技考古各个领域成果显著、引人注目。目前的科技考古可以按照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利用专门的仪器设备,对某些肉眼看不到的特定对象进行探测、测试和分析,按照科学的依据提出科学结论。比如,遥感考古与物探考古、年代测定、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和有机残留物分析等。另一类是对与古代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环境、古代人类的     

关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在许多史前遗址中,我们会将与文化遗存共存的大量其他遗物和遗迹看作是人类行为所致,比如将动物骨骼看作是人类狩猎或食用的庖厨垃圾。就像用静态方法分析器物工具一样,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考古遗址也一样,它们在发现时也早已处于被弃置状态,从被古人类栖居到被发掘出来的漫长岁月中,饱经地质、气候、生物和人类的种种动力作用,沧海桑田,早已是面目全非了。因此,单凭发掘过程中所获得的表面印象而做的结论,难免与遗址本来的面目有很大的出入。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就是要把影响遗址和文化遗存堆积的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区分开来,从而能比较客观和全面地了解古人类的活动与行为方式。本文作者是最早提出遗址形成过程概念的美国考古学家,他认为一处考古遗址是由人类文化的和自然动力过程共同塑造的。自遗址形成阶段开始,文化动力和自然动力就无时不刻地对文化材料产生影响,它们决定了文化遗存保存下来的条件和机会,并直接影响到考古学家对它们的解读和古人行为复原。遗址形成过程,特别是遗址废弃后的扰动会导致考古记录呈现一种被扭曲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图像,造成我们了解和重建过去的偏差。由于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不存在有没有问题,而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的考古记录向我们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凝固的远古社会形态,而是受到破坏后的扰动状态。在本文中,作者对如何研究形成过程,分辨自然动力和文化动力提出了一些理论方法的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分辨遗址形成过程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美国考古学家伍德和约翰逊指出,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文化遗存和遗迹的关系以及它们和遗址自然迹象关系的准确辨认和判别,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如果我们误读了这些关系或对这些关系做出了错误的解释,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出可信的考古学结论。     

考古信息集锦

<正>穷物理2500年前青藏高原已经广泛饲养牦牛和黄牛近日,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在线发表了关于青藏高原史前牦牛驯化与黄牛利用研究的论文,揭示了2500年前青藏高原牧民已经开始广泛饲养牦牛、黄牛及其杂交后代—犏牛。该研究是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雷初朝教授团队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10家单位共同完成的。该研究综合运用动物考古学及古DNA分析技术,发现西藏琼结县邦嘎遗址史前先民同时饲养、利用了牦牛与黄牛。在亲缘关系上,邦嘎遗址出土的黄牛骨与中国西北地区石峁遗址出土的3900年前的黄牛骨,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     

中国古代生业研究——对“生业与社会”栏目的总结和思考

历时6年,"生业与社会"栏目已经开设23期。我们的研究范围涉及15个省市自治区的40余处遗址的人骨考古、动植物考古、古DNA研究、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环境考古;还包括对多种动植物种类开展专题研究;对全国各个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生业状况进行系统而全面地探讨,划分发展阶段;对于与礼仪性相关的活动也有研究;另外还有对于方法论的探讨等。今后,我们要继续推动发表单个遗址的研究成果,同时要注重在有条件的单个遗址中,开展包括动植物考古、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和环境考古在内的多角度的分析,以求更加全面地认识当时的生业状况。我们要继续推动专题研究,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探讨生业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以求深化研究的内涵,拓展研究的领域。我们要继续推进生业考古相关学科的建设,立足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我们要继续鼓励青年学者挑大梁,推动青年学者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墓葬习俗中的性别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

贾湖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早期重要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该遗址发现了大量墓葬及保存相对完好的人骨,本文尝试从性别考古学的角度对该遗址中墓葬习俗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及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作一初步探讨。     

河南省郑州地区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牛骨的DNA研究

运用古DNA技术对河南省郑州地区两个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牛骨样本进行遗传学分析。共选取花地嘴遗址(HDZ)12例、望京楼遗址(WJL)17例牛骨样本,从中提取DNA,并选择套叠引物对线粒体DNA控制区(285bp)进行PCR扩增。线粒体DNA结果显示,其中15例个体(花地嘴遗址5例、望京楼遗址10例)属于家养普通牛(Bos taurus),花地嘴遗址有1例个体属于圣水牛(Bubalus mephistopheles)。在家养普通牛中共检测出8个不同的单倍型,可以归属于3个不同的单倍型类群T2、T3和T4,以T3为主占60.0%,T4次之约占26.7%,T2最少约占13.3%,未见其他单倍型类群。以每个遗址为单位分别统计,比例相似。通过与已发表的其他中国考古遗址出土黄牛线粒体DNA的单倍型类群分布频率的比较发现,除本研究中的两个遗址外,仅有河南二里头遗址和辽宁大山前遗址同时存在T2、T3和T4三个不同的单倍型类群。花地嘴遗址、望京楼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均位于河南省,综合其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及地理位置,认为各种家养黄牛便于通过不同的路线汇聚于此,并且作为一种稳定的遗传结构在该地区长期保留下来,在青铜时代中原地区是各种考古学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区之一。研究发现花地嘴遗址中存在圣水牛,说明晚至青铜时代中国本地水牛仍然存在。     

滕家岗遗址鸟类遗存研究——兼述中国鸟类遗存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滕家岗遗址是目前我国东北地区发现鸟类遗存数量较多、种类丰富的遗址之一。本文公布了该遗址鸟类遗存的种属鉴定和量化统计结果;根据这些鸟类的生态和种群特征,在对古环境复原的基础上,对人类捕获鸟类的行为及其季节性进行了探讨。此外,本文从考古遗址中鸟类遗存的鉴定和研究以及家禽起源研究两方面对中国鸟类遗存动物考古学研究进行回顾,总结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建议和展望。     

走进动物考古学研究——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

<正>动物考古正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内目前还没有一本完整的、系统的动物考古学教科书。伊丽莎白·瑞兹(Elizabeth J.Reitz)和伊丽莎白·维思(Elizabeth S.Wing)编著的《动物考古学》讲授了动物考古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动物考古学(第二版)》于2007年再版,增加了     

基于质谱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动物考古学对于重建古代居民活动范围附近的生态环境以及古人类动物资源利用方面的行为信息至关重要,然而传统的动物考古学方法难以鉴别缺乏明确形态学鉴定特征的动物考古材料和动物制品。基于质谱的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 by mass spectrometry,ZooMS)利用蛋白质酶切后肽段的一级质谱分析对动物遗存进行种属鉴定,是古蛋白质组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本文介绍ZooMS的原理、方法以及研究进展,希望促进ZooMS技术在国内考古学界的应用。同时,该技术在现代食品、药品、保健品、皮草和海关缉私等相关行业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殷墟动物考古90年

自1928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开始的科学考古发掘伊始,就开始注重动物遗存的收集与研究,迄今已经有90年。殷墟动物考古的开始就是中国动物考古的序幕,因此殷墟动物考古的历程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动物考古的缩影。本文回顾与反思殷墟遗址动物考古90年发展的历程,对殷墟动物考古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总结,提出殷墟动物考古是整个中国考古学强调科学方法和多学科研究的"殷墟传统"的一部分,并对殷墟动物考古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