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闻喜县的一次抗日战斗

我生于民国13年（1924年）农历五月十六,兄弟姐妹7人,全靠父亲做木工生活。1937年秋,我听说红军来了．很想参军,便去县城找红军。到了县城．又听说红军去了侯马,我又步行赶到侯马,到红军一一五师兵站去报名。当时我刚满14岁,红军嫌我年纪小,不接收,在我坚决请求下,才让我到文工团．     

刘鼎与新中国的兵工建设

1948年我由蒋管区到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经中共中央城工部分配,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1949年9月,我被调担任刘鼎同志的秘书。刘鼎同志是老共产党员,又是党内闻名的技术专家。我在他身边工作了三年多.一直到1953年     

林丽韫：我和我的祖国（二）

惜别北大,是为了“把一切献给党” 1953年7月暑假的一天,我正独自抱着书坐在北大未名湖畔的树下阅读,学校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叫我速到教务处去。到了那里,我才知道爸爸到了北京。这真让我喜出望外,没想到刚刚分开一年,父女俩就要在首都北京重逢了!     

从人治到法治的历程

正1979年4月,全国人大新成立法制委员会,那时彭真刚恢复工作,任法委会主任,王汉斌任办公室主任,手下缺干部,就把我调去。我是50岁才调到法工委开始从事法律工作的,可谓晚年改行。从1979年到1987年,我在法工委工作8年,先后任理论组组长、民法国家法室处长、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秋,我想专搞学问,离开了全国人大到中国法学会,当了研究部主任,那年59岁了。干了一年就到60岁,一刀切让我离休。     

吉隆，西藏最后的秘境

我在吉隆县工作了6年多,之后到日喀则,到拉萨,在藏时间21年。身处吉隆时,我没有感觉到它的分量;而离开之后,才逐渐认识了它非同寻常的价值。     

三十年代的回忆

195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国,经顾颉刚师八行书推荐,系主任白寿彝同志的接受,我到师大历史系来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而且还要教下去。但我和师大同学的友谊,比四十年还要长,要从1930年我来北京算起,是六十年了。 1930年暑假前,我山东六中(在荷泽)毕业,到北京来考学。这年大学取消预科,中学由旧制四年(接大学预科)改为高、初中各三年。我到北京,跳了一年考入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转年寒假后,我又转入文治中学高三。半年后,我文治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我在六中的好友,有朱启贤、沈秉钺、武鹤飞和王显琳。朱、沈、武中学比我高两年     

竞争商海 情系家乡

1956年我出身在黄陂县蔡榨镇群建村江家咀,兄弟姐妹5人,我排行第四.因为我们家是富农成份,学习成绩虽好,也不能加入少先队,不能进高中,不能加入团组织.这些,使我受到很大的刺激.1977年,我被介绍到公路段横店道班养路.每月工资39元,交20元给生产队记工分.一年多的养路工作,使我接触外界的机会多了,萌生了到城市去闯世界的念头.1978年3月,我只身到了武汉,寄住在姑妈家里找活干.姑妈家境也不宽裕,我只好走街串巷卖铝梳、卖油条,赚钱养活自己.我有一个表哥在新洲建筑总公司工作,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就把我介绍到他的公司去打     

从狮子山到桂子山再到国际舞台

正武汉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自从1986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学习以来,我已经在武汉生活了约30年(中间去上海读博士3年,去法国学习2年,去澳大利亚访学半年)。从美丽的狮子山下,到烟波浩渺的东湖之滨,再到四季飘香的桂子山上,我在大武汉的怀抱中成长、成熟,也见证了武汉的巨大变迁。记得当初在华中农业大学上学时,到华农的公交车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22路,到武昌火车站;另一条是55路,往武汉大     

亲历中苏(俄)边界谈判

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外交部工作。其间,我曾参加自1964年到1988年中苏边界谈判的全过程。1995年至1999年,我出任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期间,也曾参与中俄间包括边界问题的各种谈判。可以说,在当代中俄边界谈判问题上,我既是谈判亲历者,又是两国关系演变的见证人。     

我执笔起草了第一个国库券条例

我在北京出生的地方叫“小四眼井”。3岁到上海,上到小学五年级。11岁到天津,1947年从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毕业,进了工商学院财政会计系。我和我爱人赵遁芬是大学同班,1951年一块儿毕业,一块儿分配到中央财政部。而且都在预算司。     

我六换住房的经历

我出生在1960年代,到2020年,已年过半百.几十年来,我从农村到县城,经历了六次换住房. 我出生在瓮安县城郊区后头坡脚的小椿弯,离县城大约四五公里.原来隶属银盏公社,1992年撤区并乡建镇后属银盏镇,到了2020年,划为雍阳办事处文峰社区所辖. 从我记事起,我们一家就住在土墙房子里,一排5间,每间8尺x 12尺,卐...     

一个航空义务工役制士兵的回忆

从1969年初春,我在北京应征入伍来到新疆乌鲁木齐机场,到1973年4月复员回到北京,我在新疆整整战斗生活了4年。30多年里,我常常在睡梦中     

西南田野调查与大理古代社会的重构

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大学。1995年,康奈尔大学请我到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我待了一个学期,我也在那里做讲座。当时在座的都是老外,当时就想,我应该有个什么时候,也把我自己辛辛苦苦调查出来的田野经验,讲给自己的学生,10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来到北大了。在讲座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1966年,我初中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我们只能离开学校,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了,我只读到初中就没有读了,但因而我也有了永远念不完的书。     

雪日出城——北平地下工作一事

１９４３年,冀中区党委社会部──冀中公安局派我到敌占区做地下情报工作。先到了敌占区北平。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在国民党后方地区西安,做了一年的记者工作。日本投降后,在胡宗南办的训练班受训一月后,被派回北平,因而,我就成了从国民党大后方派回来的“国民党人员”了。 在北平,我在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北方日报》任编辑、记者和沈阳《东北日报》驻北平特派员。１９４８年,我到傅作义机关报纸《平明日报》任军政要闻记者。围城期间我随城防司令楚溪春视察了城防、环城马路和新修的天坛机场,还深入了解了“反共专家”张…     

最是书香能致远

<正>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从文化馆到图书馆、从戏剧编导到图书管理、从幕后到台前,大学毕业后的这十年,我扎根基层,深耕汉阳,把青春与激情奉献给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过去的一年,是我的转折年。这一年,我调至汉阳区图书馆任副馆长,这一年,我也成为了一名汉阳区政协委员。初入政协,就嗅到了熟悉的书香。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书香政协”系列活动,为委员们创造了围坐畅言、在头脑风暴中碰撞思想、在交流交融中深化友谊的平台。     

开明书店与文化人的情结

1934年,我刚14岁就进了开明书店。那时我小学才毕业,就到书店当临时工,在我的父亲王伯祥先生指导下,为影印《二十五史》剪书。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夏丐尊先生的女儿夏满子,叶圣陶先生的女儿叶至美,宋云彬先生的女儿宋蕴庄,我的姐姐王清华。这项工作结束后,我和姐姐又留下来,当了初校《二十五史补编》的校对。“八·一三”战事发生,我暂时离开了开明。1940年我进了开明昆明分店,后来经上海辗转到了北京,直到解放后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我被分配到中图。这一段期间,我先后在开明工作了14年。开明是一个卖书的书店,但又不仅…     

回忆我下乡做农民当村官的日子

时间倒退到35年前.我是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66届四年制本科毕业生,1968年分配到家乡江苏省如皋县（现为县级市）参加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后再分配到江苏省重点中学如皋中学,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到了1975年,因为在教学方面表现突出,我已是学校领导和校工宣队任命的初中分部负责人.就在这一年的5月19日,我下乡回到老家如皋县马塘公社一大队,开始了四年没工资、拿工分的非常人生,其中的是是非非、辛酸苦涩真是一言难尽.     

刘鼎与新中国兵工建设

1948年我由蒋管区到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经中共中央城工部分配,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1949年9月,我被调担任刘鼎同志的秘书.刘鼎同志是老共产党员,又是党内闻名的技术专家.我在他身边工作了三年多,一直到1953年初,他被撤职为止.这一段,正是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刘鼎同志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为兵工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但许多往事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     

延安时的荒煤

我知道陈荒煤同志是在1938年,他率领移动剧团到延安演出。那时,我也刚到延安不久。他和张听等同志都参加了演出,我的印象很深。     

荣高棠和薄一波在中顾委机关

从1986年春到1988年底,我在中顾委机关工作了近三年时间。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从1987年到1997年十年间,我协助荣高棠,对1982—1987年间中顾委机关情况作过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并辅以文字记述,这也使我对中顾委这一时期的概况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