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园诗”之“南”

明代是岭南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南园诗”是明代岭南诗歌的重要代表。“南园诗”贯穿有明一代,从元末明初、明中叶延至明末,分别包括“南园前五子”、“南园后五子”以及“南园十二子”。一般认为,“南园”是“南园诗”产生地方。故研究“南园诗”,必先确定“南园”明确的所指。     

袁枚的“诗”“学”观

袁枚针对清诗目益学问化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于是有人误认为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轻学浅薄,游学无根。事实上袁枚很重视诗歌与学问的关系,他对“诗”与“学”的关系有三个基本主张：一是诗须有学,二是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三是主张化学入诗。他的诗歌没有脱离清诗质厚重学的时代特征,不是清诗的变异,而恰好是这个茂盛园圃里敢于争春怒放的花朵。     

“打油诗”的来历

现在,人们习惯把通俗粗浅的诗叫做“打油诗”,有的作者自谦,也把自己的诗称作“打油诗”。那么,为什么把这种诗称作“打油诗”呢？     

“延安五老”的最后岁月

“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5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诗传开后,“延安五老”便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     

姚华曲学观的“诗统”意识

晚近姚华适为“通人”,他最为世人肯定的学问是曲学。姚华曲学在其“诗统”阐释中彰显出总结性、系统性,以其曲学专著《曲海一勺》为代表,“诗统”的主要内涵有：一、从曲学内部来看,依体制先《原乐》,辞乐合一,诗被管弦,乐变体变,故变而为曲;就诗本而《明诗》,诗关性情,千栽未易,曲最能传情;论功用必《骈史》,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可“化民成俗”,诗关世运,世变诗变。如是则曲最应时世。二、由是则形成诗一词——曲的发展统系,此统系皆薪火相传了“诗统”精神。三、今之曲当随世而“通变”,以继“诗统”。三者间,前二者是有意识的阐释,此种“温故”为历代所无;后者是介于有意与无意同的“诗统”续建,此种“知新”则多付阙如。     

略谈“秘色瓷”

“秘色瓷”一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描写了秘色越器的釉色。唐未五代徐寅所作的《贡余秘色茶盏》诗,也以“捩翠融青瑞色新”,来赞咏秘色瓷。宋人越德麟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宋会要》以及《宋两朝     

各具千秋的“仿拟诗”

仿拟,为修辞学上的辞格之一,是指故意模仿套拟某种既成的语言格式,多用于讽刺嘲弄。由此可见,仿拟诗就是指对前人的诗作的格式、文字或含义进行改动而写成的诗而言。现把笔者搜集到的数首各具千秋的“仿拟诗”抄录如下,以飨读者。明代成化年间,御史冯彻因直言劝谏而被革职,并被发配到辽东充军,因好心不得好报,悲愤中就套用北宋汪洙编的《神童诗》中的“劝学”诗,写了一首反映知识分子遭到迫害的诗。诗曰:“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辽东三万里,尽是读书人。”《神童诗》中的“劝学”诗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燕”与“雁”的诗语意象分析

“燕”与“雁”很早就进入了文学创作之中,经长久反复运用后获得了固定性的情感指向,作为稳定的所指形成了诗语的意象结构。本文分析了“燕”与“雁”这两个诗语意象的形成、固定及丰富。     

“春云”一诗作者应为文征明

拙文《石乾小考》(载《文物》1999年第4期)中所引“春云离离浮纸肤……”一诗(以下简称“春云”),在未经仔细论证的情况下,断为石涛所作,实误。今据所得材料订正如下: “春云”一诗原作者为文征明。此诗初见于文氏《甫田集》卷六,题为“题高房山横轴”,款“征明为子儋题”。另张丑《清河书画舫》“绿字号”亦载此诗,为“高克恭《秋山暮霭图》”的题跋。吴升《大观录》卷十八卷载《高尚书青山暮霭图卷》,后亦录此诗跋,款为“征明为子儋题”。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此诗名为“题高彦敬云山图”,款为“文征明为朱子儋题”。按“朱子儋”其人,姜绍书《无声诗史》卷     

佛教禅宗与“以禅喻诗”

“以禅喻诗”是一种经验性的类比思维,“禅”与“诗”都是复杂的范畴,难以笼统论之。前者涉及禅语、禅法、禅理、禅趣、禅宗有关宗派、参禅的活动（态度、方法等）、禅家之妙谛和禅宗公案故事等;而后者则涉及诗人、诗派、作品、读者四大方面,进而包容构思、写作、赏析和评论等活动。”所谓“喻”则取譬喻之意,表现为一种通过将“禅”与“诗”进行类比,最后诉诸于“诗”的思维方式。本文主要分“何以以禅论诗”、“何为以禅喻诗”、“如何以禅喻诗”和“从《沧浪诗话》看以禅喻诗”四个部分,分析了“以禅喻诗”的存在原因、意义内涵、思维方法和在严羽《沧浪诗话》中的具体表象,以实现对其较为全面的理解和阐释。     

《诗经》“东门”的象征意蕴

在原始时代,诗歌是与神话和宗教相关联的。——朱光潜《诗·郑风》有《东门之》、《出其东广门》、《陈风》有《东门之》、《东门之必、《东门之杨》。以上五首诗都有“东门”一词,为称引主便,简称为“东门”诗。对于这组“东门”诗的主旨,古代学者多斥之为淫奔之诗,现代学者多认为是爱情恋歌,评价虽相廖,但共识也很为明显,即“东门”诗都为关男女性爱之诗。那么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一部《诗经》＜l,何以竟有五首有关爱情之诗发生在东门？而非南广1？西门？北门？在当时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为什么一提到“东门”就让人想到爱情呢…     

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陈独秀作诗甚多,佚者不少。如有发现,自当珍视。欣读《安徽史学》一九八五年第一期《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以下简称《“佚”诗》)觉名不副实,有补正之必要。一在“五四”以前,陈独秀(时名仲甫)的诗,在我国诗坛上负有盛名,在革命青年中颇有影响,如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六○年左右尚能一字不讹地背诵陈独秀在清末所写的《存殁六绝句》。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独秀已躬亲倡导白话诗,罗章龙说:“自一     

我国美学史上的“形”、“神”辩难

我国美学史上的“形”、“神”辩难申自强一苏轼曾在题为《书都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的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意谓画贵神似，诗贵神韵及味外之旨；若但求形似，或窘于诗题，那是浅薄幼稚的。苏轼的这一见解本符合审美创造的法...     

“六经”次序探源

“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 ,并非出于今文家 ;而“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 ,虽然出自古文家 ,但也渊源有自。《易》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居其后 ,这两种“六经”次序的形成 ,实与孔子晚年前后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陆德明“用《易》居前”本于“著述早晚” ,周予同“以《诗》为首”“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的论断 ,文献尚难坐实。从帛书《要》篇提供的线索看 ,孔子晚年以前轻视《周易》 ,所以殿《易》于《诗》、《书》、《礼》、《乐》之后 ,晚年以后重《易》 ,所以冠《易》于《诗》、《书》、《礼》、《乐》之前     

“山花体”源于“转韵诗一章”辨

白族民歌形式、格律,本有多种;其中以“三七一五”句式较为流行,它不仅为对歌小调所采用,即在白族讲唱的“大本曲”中,亦普遍用之。由于现存的白文《山花碑》采用这种句式,故多称之为“山花体”。“山花体”的渊源问题,早在四十年代,徐嘉瑞氏就曾进行考索,并在他研究“大本曲”时考订“山花体”形成于公元十世纪,谓大长和国主郑仁(日文)所制的“转韵诗一章”,已开其先河。其说云:“大本曲历史,最早的记载见于五代会要所记的南诏(时南诏已亡,乃郑(日文)时代)上大唐皇帝舅书(大唐皇帝即后唐庄宗,时唐已亡),附有转韵诗一章,诗三韵,共十联,有类击筑调。这是大本曲     

浅谈文学创作中的“理”大于“情”

文学创作中有两大要素,一个是“情”,一个是“理”。文学作品是作家饱含激情的产物,情感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陆机的《文赋》也说：“诗缘情而绮靡”。这说明在文学创作中情感是极其重要的。文学创作中的“情”,是感性的,显性特征较明显。“理”是理性的,更多是对生活和人生的体悟与认识,对宇宙的万事万物的思考,具有隐性特征,这正是所谓的“体匿性存”。所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较容易感受到作家和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情感,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但是我认为在创作中,很多时候看似是作家情感激荡、沉郁顿挫、多愁善感、“情动而言形”的创作,实际上是作家对“理”进行了有意的建构,最终体现出的“理”大于“情”的倾向。     

“秘色瓷”探秘

唐五代是越窑空前繁荣的时期,窑匠们以其神奇精妙的构思和炉火纯青的技艺,烧制出无数造型别致、装饰靡丽、釉质青润的瓷器,备受朝野青睐。唐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将越窑青瓷的釉比作“千峰翠色”。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诗,则用“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华丽的辞藻来褒誉之。当这些能工巧匠和文人雅士悄然退入历史帷幕时,随之带走了“秘色”的真实含义,留给后人的只有那不可再造的越瓷精品和聚讼纷纭的“秘色”之谜。     

汪精卫“佚诗”辨伪

1994年10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的“博闻”版摘登了《港台信息报》的汪精卫一首佚诗,说这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出自汪精卫棺中的一册“手抄诗稿”。披露者虽未说明是何人手抄,但确定此诗是“汪死前所写,尚未披露”云云。 此后,《蒋介石绝密王牌——池步洲传奇》一书中又出现了这一“史料”,唯情节与《港台信息报》所云大相径庭。该书称,这首“绝命诗”是从南京梅花山汪尸所穿的“马褂口袋中”发现的。这口袋里“除了陈璧君(汪之     

毛主席有三位“一字师”

“一字师”最早出现在唐末五代。陶岳《五代史补》载：齐已写了一首题目为《早梅》的诗后,在向诗友郑谷请教时,郑谷看后认为应把诗中的“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中的“数枝”改为“一枝”为好。齐已信服,并尊郑谷为“一字师”。从那以后,人们就把为别人的文或诗改一个字的称为“一字师”。     

从“无用”中发现“有用”的价值

泰戈尔哲理诗中有句名言：“当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真理也就被拒绝了。”这话意味深长且发人深省,向世人揭示出“讨厌”的错误也有不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