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桑铺路焕重彩无私师表引路人——缅怀恩师潘契兹

又是一次天意巧合,2002年8月10日晚10时20分,我与家人随“中国小记西部行”至青海后,共八人赴兰州经嘉峪关落脚敦煌。晚10时40分我师潘絮兹之子潘贺打我手机,沉重地说：“你老师刚刚走了,我跟你说一声。”我急问何时,他说是10时20分。所以我们在敦煌呆了一天,便匆匆返兰州回北京。本来我们要走西藏,却鬼使神差到了敦煌,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先生之意呢(他曾对我们说要最后再去一次敦煌)。     

我和黄胄的恋情

１９４９年我离开家乡,来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我到了美术系以后,听别人讲美术系的师资在学校里算强的。吕斯百先生是从法国回来的,很有成就,他是徐悲鸿先生的学生,解放后曾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时他要求到边疆,分配到我们学校。他对我们说：“我曾经向在北京的徐悲鸿先生要美术教员,可徐先生说：‘为什么向我要教员呢？在你们西北就有一个画得很好的青年画家,叫做黄画胄。’”他听了徐先生的话,就开始在西北寻找“黄画胄”,可是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于是又问徐悲鸿先生,徐先生说好像是在军队。吕斯百先生又去军队中寻找,终于找到了,原来不叫什么“黄画胄”,而是叫梁黄胄。到了１９５０年,我们开学大约有一个月的样子,吕先生领着一个中等个子、脸膛黑红的青年来到了我们教室。这个人的腿有些瘸。我们正在奇怪的时候,吕先生说道：“大家注意了,这位就是梁黄胄先生,他将给你们教创作课。由于他在军区时去青海剿匪,右腿受了伤,又得了严重关节炎,所以上课时你们一定要搬一把椅子给他坐。”元旦前,我们的作业都完成了,准备举办一次观摩展览,同时开一个联欢会。这在我们系是一件大事。我们邀请了黄胄老师,与我们一起过新年。会上同学们表演了各自拿手的节目,还请几位老师表演。...     

悼秦川

李锐来电话告诉我,秦川走了。老朋友又少了一个!我觉得很难受。太突然了!不到半个月之前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那天他来晚了,坐在另一桌。我走过去打招呼,说:“首长,你今天迟到了。”他也称我首长,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这样开玩笑的。这样的亲密,只有一次引起了旁人的好奇。那是1980年冬审判江青的旁听席上,我比秦川后到,照样这么打招呼。王光美坐在我们前一排,都是熟人,她回过头来笑着问道:“怎么你们,到底谁是谁的首长呢?”我说:“当然他是我的首长。”我告诉她,50年代初期,我们同在中宣部宣传处,他是处长,我是副处长。我们是…     

波伦亚思古记

从意大利回来不过两天,来自意大利南方的师弟Alexandro就来北京作客。闲聊间问我最近去了什么地方,我说刚去意大利北部开了一次学术会议。师弟起先面露光彩,略表兴奋之意,几秒钟过后,却立刻失望地对我说,“你去错了地方,你应当先去意大利南部,由我作陪!”他接着说,“意大利北方人跟西欧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冷酷而不热情,理性而不好客,令他这个来自南方的人感到为人有问题。”言下之意,真正代表意大利人性格的,是他自己家乡的那些热情好客的南方人。     

悼念钟敬文教授

三四天以前,钟敬文先生的长子钟少华在北京打电话给我,说在本月的十六日将在人民大会堂要举行他父亲的百岁诞辰的聚会。我告诉他,我很想去,但那天我正在外地,不能参加。我还问了他一句,钟老能不能参加这个会,他说,不行。可是今天2002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报道钟敬文先生在10日凌晨0时1分在北京去世,真完全没有想到。     

我的船长

2014年9月20号,北京降水1毫米。这一天,你走了。匆忙得让我们没有半点准备。我们哀叹：这若有若无的秋雨,又怎么够格为你送行？人们说你是拓荒者,是电视黄金时代的领军人,中国新闻界的改革家……而对于我,你却永远是那位珍爱人才、正直善良、充满人情味的老船长。     

我背着长大的兄弟

兄弟情,仅3字相连,却包含了很多。2012年12月6日深夜3点20分,是我60多年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在北京309医院的胸外科病房里,我最爱的同胞兄弟德顺走过了他55年的生命历程,永远离开了我们。站在冰冷的走廊里,我呆若木鸡,浑身僵冷,两眼发直——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在他走之前的两三个小时,陪床的小邢还在给他做按摩;他还不顾病痛,和我说着话。他是抱着一丝希望从结核病房     

德生,我欠你一顿酒

还欠德生一顿酒。当时说,等他出差回来就在北京找家饭店,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好好聚聚。很多时候,我感觉他就站在我身边,穿着体面的西服,拎着公文包,一副要做大事的样子。有次梦见他,惊诧地问:你不是已经“走”了吗!醒来后,发现在梦里哭了一场。没有当初他的鼓动,我不会选择来北京开始新生活;没有他这样的弟兄,我沉浸在新生活中越发地孤独。     

旧帐新算

从前,在一个村庄有两个邻居,名叫坚参和旺杰。有一天,坚参借了旺杰的毛驴去驮运木材,他故意给驴驮沉重的木材,途中毛驴被压死了。他去找旺杰说:“你的毛驴可能腿有毛病,在这么好的路上摔死了,这真是你的不幸。”旺杰着急地说:“毛驴死了,没有别的办法,我不得不向你要点损失费。”坚参说:“哪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买了毛驴,当然要给钱,我又没有买你的毛驴。动物哪有不死的?昨天你又没说如果运木材时毛驴死了我赔钱。借驴时我给了你两块钱的工钱,这一天我有毛驴死活的权力。”说完走了。 旺杰想下一次一定要报复他,但一直没有机会。过     

堅决反对美帝勾結台灣蔣匪賣國集团掠奪我國在台文物——參观了“反对美國侵略集团陰謀劫奪在台灣文物展覽”以後

我們堅决反对美帝國主義勾結逃竄台湾的蔣介石賣國集团分子陰謀掠奪現在台灣的我國一批古代文物。这些文物都是中國人民的宝貴財產,既不許蔣介石賣國集团分子竊為己有,更不許美帝國主義勾結那些釜底遊魂,把中國人民宝貴財產刧奪到美國去。这是一种犯罪行為,正如北京文物工作者联合宣言所說,如其美帝國主義以及蔣介石賣國集团分子敢公然冒大不韙,那怕逃到天涯海角,我們一定也要追回的。这一次美帝方面建議把現存台灣的我國古代文物弄到美國去的傑尼,陳夢家先生已經指出他是抗战期間曾到重庆想打故宮博物院古物主意的人。其实我們对於傑尼的歷史相当熟悉。所謂傑尼,就是陳万里先生西行日記中的翟蔭。一九二四年,这位翟蔭,陪同美國哈佛大学佛格博物館的華爾訥到敦煌千佛洞,用上膠竹布偷偷地黏走了幾十幅壁畫。一九二五年,華爾訥、翟蔭、溥愛倫捲土重來,想用老法子把敦煌千佛洞有西魏大統題記的一窟整個黏走。他們帶來的竹布就整整裝上好幾大車,其計划之兇惡可想而知。这一個兇惡的計劃,最後為北京以及甘肅的一般愛國人士所反对而阻住了。陳万里先生就是於一九二五年受北京方面愛國人士的委託,負責監視華爾訥、翟蔭、溥愛倫诸人的行動,因而遠去敦煌的。西行日記紀述此事甚為明白。至於溥爱伦,就是展覽会上揭露出來的与奸商岳彬訂立合同盜走龍門石窟石刻的那個美國坏蛋普愛伦。这些傢伙的歷史,我們都是相当熟悉的。看了这些帝國主義的文化强盜所盜竊的文物,实在令人髮指。展覽会上有龍門石窟被盜鑿毀的照片,也有敦煌千佛洞被華爾訥、翟蔭诸人黏走的壁畫和原窟现在情况的照片和摹本。一九三五年,我在倫敦舉行的中國藝術展覽会上看到了华爾訥諸人用上膠竹布黏去的敦煌壁畫原赃,一九四二年冬我在敦煌千佛洞又親自憑弔了被華爾訥諸人所毁損的原來     

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上)——回忆先师顾廷龙先生

顾老走了,永远地走了.这是所有认识他和了解他的人十分遗憾的.顾老是1998年8月22日晚上9时6分病逝于北京人民医院的.24日晨9时(美国东部时间为23日晚9时)上海图书馆办公室即时将这个消息用电话通知了我,次日我即向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请假,并向旅行社订购飞往北京的机票,赶在追悼仪式的前一天下午抵达北京.     

鲁迅、周恩来、郭沫若等喻理巧借“豆”与“箕”

汉末,曹操的长子曹丕,从汉献帝手里篡夺帝位,称为魏文帝。曹丕的弟弟曹植,从小聪明过人,很有文才,10来岁的时候就能吟诗作赋,写得又快又好,曹操生前特别喜欢他。可是曹丕却很妒忌曹植,做了皇帝以后,更常常对曹植进行种种刁难和打击。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有一次,曹丕对曹植说：“听说你才思敏捷,我却没有面试过你,现在限你走七步,就在七步之内要成诗一首,如果不能,我就要治你欺狂之罪！”曹植无奈,只得一面走,一面做诗。还未走满七步,便做成了一首：煮豆燃豆箕,漉鼓以为汁。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     

儿子浩浩是个小气包

儿子浩浩,今年四岁,四代单传的接班人。在爷爷奶奶眼里简直是国宝级人物。一日晚饭后,我们俩口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却发现浩浩不见了。要是平时,他肯定拿着遥控器跟我们抢电视看呢,今天怎么有点反常啊。于是我起身去找,却发现他钻在床底下,小屁股翘在外面,不知在忙什么。“浩浩,你干嘛呢?”他闷声闷气地说:“我收拾玩具呢,明天程程要来咱们家。”饭前,我是接到了妹妹的电话,说明天要带孩子程程来玩。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浩浩却比我们更在意。他怕妹妹的孩子分享他的玩具,正急着把玩具藏到床底下呢!我出去把浩浩藏玩具的事情跟他爸爸说,…     

中国人知道沈从文吗?

被誉为“西方伯乐”的马悦然先生,在沈从文先生逝世后三天,以《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为题,发表了一篇表达自己扼腕之痛的悼念文章。马悦然先生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为了使沈从文得到他应有的世界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前些年他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甚至努力将沈从文作品译成瑞典文。译著在1988年8 月出版,可是沈先生却在5月去世了。上一年文学奖颁布时马悦然曾说:“等着看明年,我对明年最有希望。”然而沈先生等不到下一个十月就走了,中国失去了产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机会。 到现在,沈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年…     

虽千万人吾往矣——访陈立夫先生

我有幸从2000 年起,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连续三年间三次到过祖国宝岛台湾,更有幸的是,第一次去台湾时,2000 年6月8 日,我拜访了国民党元老、时已101 岁的世纪老人陈立夫先生。据说,我是大陆最后一位见过陈立夫先生的人。对于那次会见,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同昨日,尤其是他关于呼吁祖国统一,提出国共联手打击台独的主张言犹在耳,令我难忘! 说来是一种缘份。先生在大陆的侄子陈小薰先生乃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他为筹拍《陈英士》的电视剧,几年间奔波于上海—— —湖州——北京之 —间。我们是朋友,常有交往。他听说我要去台…     

路过兰州

火车途经兰州的时候,我突然生出去看看兰州的想法。我曾经在兰州附近的永登当过三年兵,那三年来,我与兰州虽是咫尺却又仿佛是天涯。当兵去永登时要路过兰州,回家探亲时也要路过兰州,退伍回乡时还要路过兰州,西出阳关时,又一次路过兰州。兰州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丝绸之路上的书写者

正敦煌心象——序《李成敦煌风光摄影作品》许多到过敦煌的外地朋友对我说:"那里太伟大、太崇高了,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净化,真不想再回来。"我相信,这是他们的肺腑之言。进入敦煌,你一次次地被随处可见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造化所震撼,你的想象力和语言都变得极其脆弱,你只能心潮澎湃地感受:敦,大也;煌,盛也。你的灵魂只能倾听、沐浴、充实。西     

画翁驾鹤西去，丹青长留人间——悼岳石尘先生

石尘先生虽然已经一百零二岁了,但还是走得太匆促了一点。去年10月25日,我去看望他,他送我出来,到书斋“肯堂”(又名“定泉精舍”)门口时,我说,明年我再来看你!然而只过了一个月,他悄无声息地走了!     

丝绸之路的回忆

我最初与丝绸之路有缘,是1957年去敦煌的时候。日本考古学代表团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于二战后首次访问中国时,我也作为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参加了。那时,非常希望去敦煌的水野清一先生在北京病倒了,所以我就代先生去了敦煌。当时,我是宁肯去安阳殷墟的,只不过是遵从了先生的意思。可是,一去敦     

敝帚当自珍

2008年最后一天的清晨,按照事先和世界麻将组织秘书长江选旗先生约好的时间,我来到了他位于北京西郊的寓所对他进行专访。还没等我坐定,江先生就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回答将是我们继续往下交流的基础和前提。”“请你阐述一下为什么要做麻将的专题,只是为了炒作一下而已吗？”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之前给江先生的策划案中已阐述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