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述论（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调整、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并等多种改革举措,树立新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这其中既有围绕“和平建国”的相关努力,也有借改革之名而务内战之实的偏离。1947年的政府改组欲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却成为改革的转折点。随着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革愈发偏离既定轨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仓促推进行政改革,不仅未能完成“建国”任务,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值得深刻反思。     

行政院各部会商解决大中学生毕业后失业问题史料一组

抗战结束后,各地青年失学失业情况日趋严重.国民政府特电饬社会部、教育部、经济部等研拟解决大中学生毕业后失业问题办法,社会部及其所属机构亦拟订辅导专科及大学毕业生出路要点、天津市中学生职业指导实施方案等具体措施.     

抗战时期安徽新县制改革研究

抗战初期,新桂系参考广西经验对安徽县政进行了初步改革。1940年起,新桂系安徽省府推行国民政府新县制,内容包括行政机构调整、民意机关创建、国民兵团编整、干训体系完善等诸多方面。改革所带来的基层政权人员与机构的正规化及对地方自治的有限试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安徽政治现代化,并为安徽省府进行社会动员、坚持敌后持久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各种不利因素制约,改革最终未能摆脱近代中国官治吞噬自治的政治窠臼。     

抗战期间《大公报》主张“修明政治”、倡导“紧缩政策”、呼吁“清明廉政”

抗战进入中后期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日益臃肿 ,金融经济日见衰颓 ,政治腐败日甚一日。《大公报》对此不仅有所察觉 ,而且颇为“抗战建国的前途担忧”。它不仅将这方面的现象彻底揭露 ,更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治理的良策。揭露丑恶　毫不讳言早在 1940年 ,《大公报》就开始对社会上的不正常现象加以披露 ,在 1940年 8月 2 0日《大公报》重庆版上题为《如何达到清明政治 ?》的社评中就说 :“说到这政治清明性 ,我们实在有点为抗战建国的前途担忧。”文章指出 ,我们“缺乏真正俊伟的政治家” ,“反之 ,以权位荣利为目的而从政的人 ,却太多…     

战时国民政府推进省行政改革之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改革省行政呼声高涨,蒋介石对此高度重视,通过改革试点,探索省行政改革之路。主要是调整和完善省行政系统,精简省政府机构,强化省政府权力。战时推行省行政改革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省行政改革程序虽无不妥,结果却差强人意。各省对行政机构调整与裁撤态度并非一致,诸多省份未能切实奉行政院令推行改革,强化省权亦不符合战时集权政治的需要,加速各省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     

论蒋介石与战时行政三联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为实现抗战建国,成立中央设计局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推行行政三联制,强调计划、实施与考核三个环节的相互联系,以提高行政效率。蒋介石对行政三联制做了充足的准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理念。但行政设计宏大,受战时环境及经费所限,实施倍感艰难;考核流于形式,难以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积极性,行政三联制未能发挥实效。通过行政三联制的考察可反思蒋介石在战时的政治理念与现实的背离,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政府缺乏实事求是的行政风尚。     

抗战时期浙江省行政改革述论

抗战时期黄绍竑主政浙江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实施了"刷新政治"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在行政改革方面,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组建浙西行署、推行新县制、实施行政考核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基层政权和民众的控制,推动了浙江后方国统区的初步开发与乡村教育的进步,也有利于抗战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实施的成效也并不显著。     

国共合作与抗战建国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战建国”的口号。共产党也一再表明,共产党不仅要共同抗日,而且要“合作建国”。①但是,如何通过抗战进行建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国共两党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尖锐、复杂的斗争。这个斗争,直接影响着抗战的结局和中国政治前途。     

论九一八后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为应对危机,在内部动力与外在压力之下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主要内容是机构调整与人员裁并,目标是提高行政效能,树立政府威信。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具有延续性,以谋求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取向。在派系矛盾严重的政治环境中,这一时期的行政院机构调整与改革未能深入进行,但为抗战时期的机构改革建立了一定基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战时体制探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改定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育"。高等教育纳入战时体制,一方面适应国家战时政治、经济体制的需要;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军事、医疗人才,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     

精神的慰藉、调治与管束——论战时国民党军队伤兵政治工作(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受伤军人数量急剧增加。对伤残军人进行精神安抚和政治教育,顿时成为国民政府必须谨慎对待的紧迫问题。政工机构的渐趋充实和条令的次第颁布,带动了各地的伤兵政治工作。因伤兵的身体状况不同,军医院的性质相异,且政治、军事局势更在变动之中,故伤兵政治工作的侧重点随战局、政局的演变而演变。"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同样是伤兵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多种手段的配合使用下,伤兵政治工作收到了一定效果,为抗战建国做出了适当贡献。放眼全局,政治工作的效果与政工体制的优劣、国家财力的好坏、军医院的院务清明与否紧密相关。越到抗战后期,因政工体制固有的弊端、国力的衰颓、院长的贪腐等多种原因的交相错杂,伤兵政治工作暴露出的问题也越多。国民政府统治的若干严重危机越发清晰。     

汪蒋权力之争视阈下谷正纲职位升迁探析

谷正纲,汪蒋权力之争的参与者、受益者。国民政府初期,谷正纲离蒋拥汪,得以声名鹊起;九一八事变后的蒋汪再次合作,谷正纲为汪精卫日渐倚重,职位得以不断升迁,官至组织部副部长;汪精卫叛国后,谷正纲迅速与其划清界限,效忠蒋介石,任社会部部长近十年,为民国政坛所仅有。拥汪随蒋皆能持续升迁,除谷正纲个人政治智慧不断提升外,亦与当时汪蒋二人性格及国内外环境交织下汪蒋权力斗争复杂态势的变化有关,其经历堪称国民政府官员政治生态的缩影。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行政院经济会议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记录较为完整,但为学界利用不多。这里选辑刊出一部分,内容以有关机关报告、讨论战时军粮征购、物价平抑等事项为主,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大后方粮物工价飞涨以及重庆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力保军粮、稳定市场以利抗战的情况。     

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     

命运多舛的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机构与最高行政机关。它成立于1925年7月1日,终止于1948年5月20日,存续时间达23年之久。历经了广州、武汉、沦陷前的南京、重庆和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等几个时期。期间也曾有过短暂的南昌、北平、洛阳、广州国民政府的小插曲。     

抗战前国防危机加深与国民政府整顿军备——以马政建设为中心进行考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于整军备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筹设中央马政机构、制订计划、整顿军牧场、筹建种马牧场和培养人才等措施推进马政建设,这是中国借鉴国外模式长远规划马政的开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马政设施已略具雏形,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外敌入侵和国内政治环境,致使国民政府马政推进受到严重干扰,战时军马补充困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

抗战时期,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行政院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主要调整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之间的机构隶属关系,实行政、军分立,精简院属机构.蒋介石复兼行政院院长期间,为提高行政效率,推行行政三联制,再次进行机构调整与改革.行政院通过对所属各部会进行事权关系的研究后,裁并骈枝机构,裁汰冗员.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趋向,但因受战争环境的限制与军事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