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邮票看孙中山的“国父”形象

孙中山是著名的革命家,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他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被全球中国人尊为"国父",是唯一在海峡两岸都受到尊重的革命家。他的形象多次出现在我国邮票上。民国初年,他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光复纪念邮票上。但随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方不承认他的贡献和地位,他的形象一直没有出现在邮票上。但是孙中山的继续奋斗和探索,对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成为人民心中的领袖。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被民众自发地尊为"国父"。随着国民党政权统一全国,孙中山的地位得到了官方承认,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发行了相关的邮票。孙中山的"国父"地位随之得到更普遍的认可。抗战期间,他又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象征,并在1940年被正式尊为"国父"。此后,"国父"形象多次出现在各种邮票上。抗战胜利后,孙中山和中山陵的形象升华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象征。本文从民国时期的邮票入手,通过分析邮票上的孙中山形象,展示了他成为"国父"的过程,及"国父"形象对于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国民党政权大量发行孙中山像邮票的政治目的。     

《中央日报》视野下的马占山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领导的抗战引起中外各界广泛关注,《中央日报》是国民党机关报,在马部抗战期间,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利益诉求为根本出发点,充分发挥党报"喉舌"功能,对马部抗战进行全方位报道,主导了当时的抗战舆论宣传。通过梳理《中央日报》对马部抗战的报道来探讨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观点及在新闻舆论引导和抗战动员宣传方面的策略和作用。     

“抗战与山西: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学术讨论会评述

<正>2015年7月17日至7月19日,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山西省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抗战与山西: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西武乡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编辑部的专家学者近50人与会。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内容以山西地区抗战为主,又不局限于山西地区,以中共抗战为主,兼有论及国民党抗战,讨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体现出了一种大视野、大格局。     

常德保卫战与国民党媒体对余程万忠勇形象的建构

常德保卫战被国民党寄予厚望,作为守城主力的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自然成为此役报道与宣传的中心,国民党媒体有意将其塑造成忠勇典型,以鼓舞民心、宣传抗战精神。1943年12月3日,余程万率部突围,此举虽为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所不容,但官方媒体在舆论宣传上并未改变原有的方向,“突围”一事从多个角度被解释为正面事件,余程万的忠勇形象依旧呈现在舆论空间。国民党媒体对余程万忠勇形象的维护与其战时宣传策略有密切联系,是抗战局势变化之下的必然之举,亦体现出国民党对党政军抗日形象的构筑与维护。     

再造苏联形象:抗战初期苏联空军援华及其影响

苏联航空志愿队援华是抗战初期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是1929年7月中苏断交之后两国首次大规模的友好行为,而且是双方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为维护国家安宁和世界和平的背景下,捐弃前嫌,超越政治之争,联合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所创造出的超过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隔阂的一段历史佳话;既是在中苏关系特殊年代和中国特殊政治区域——"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各界认识苏联的特殊产物,也是苏联方面重塑苏联形象和认识特殊年代的中国形象的结果。     

林伯渠对陕甘宁“模范边区”建设的历史贡献

<正>全面抗战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往往被国民党妖魔化。在国民党所描述的语境之下,不仅共产党员被认为是"共产共妻、杀人如麻的暴徒",而且其所在的根据地也因所受"匪患"深浅的不同分别被称为"匪区""半匪区"和"安全区"。而自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尤其在林伯渠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之后,整个根据地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短短几年时间,边区群众和外界纷纷将其视为"模范之边区""革命之圣地",同时其模范的形象还多渠道地向沦陷区、大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播。     

试析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发布的一个全面的政治纲领,是当时国民党内政外交方针的集中体现。在一个时期内,它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就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内容实质及其政治影响作一探讨和分析。一1938年3月,在全民抗战的高潮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督促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内容包括总则、外交、     

抗战时期的云南妇女解放运动

正自古以来,中国妇女和中国男子一样,都曾为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惜个人安危,奋勇拼搏,如花木兰、梁红玉、秋瑾等,她们的修养、才干均为后世所称颂。抗战爆发后,妇女运动很自然地便围绕抗战展开,全国各地均出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前方"的感人场面。在抗日战争中,广大爱国妇女以其坚韧之性格,无畏之气概,撑起"半边天",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强大后盾。本文主要讲述抗战时期云南的妇女运动及对抗战的贡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从国际视野看毛泽东赴渝和谈

1945年,为击碎蒋介石的政治进攻,争取国内外的同情和支持,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团结,毛泽东冒着重重危险应邀赴渝,对国民党的政治冲锋发起了一次"反冲锋"。本文通过剖析抗战胜利前后美国、苏联、国民党蒋介石等各方的态度,分析毛泽东赴渝和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三

国民党统治时期控制的国家资本,以其种种弊端而以"官僚资本"的名义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并在抗战胜利后达至最高峰,成为国民党高层亦无法漠视的事实。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对"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是,国民党言大于行的统治惰性与惯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展示了腐败与政治的关系。     

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形成以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接管了战时民众工作指导权,这意味着军队开始参与党部和政府负责的民众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初衷是统一管理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综合领导各方力量抗战。然而,由于军队、党部和政府各方对职权互不相让,无法实现党、政、军的结合。国民党主导的民众工作多头开展,相关各方互无联系,甚至矛盾频发、互相拆台。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派系纠葛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的职权划分和工作展开,加之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忧虑与恐惧,导致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有限。     

李汉魂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粤省党务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华南沿海地区亦相继沦陷。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省地缘优势显著,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也始终没有放弃在广东的党务活动,不断作出党务机构和人事的调整,协调军政相关力量,为抗战工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努力。李汉魂作为战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长期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以其为中心考察粤省党务,可以管窥"党政联系"下国民党的党务开展及其党权虚弱和派系纷争,从而认识到标榜"以党治国"的国民党,显然无法通过地方党务的运作在华南担当起领导抗战的重任。     

皖南事变后中共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方针的确定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7个师8万余人的重兵,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约9000多人进行围歼,致使新四军将士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了严重危机,几乎陷于破裂。事变发生后,由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方针,结果既打     

蒋介石与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的行宪决策

抗战后期,国共关系与政治改革问题同是政局的关键环节。"行宪"与"剿共"在蒋介石的政治考量中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蒋在酝酿"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布置行宪事宜。从言论和实际动作来看,蒋对宪政的态度在抗战收尾阶段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消极变为积极,行宪问题在国民党六大上正式形成党内决策。蒋的行宪决策,是在宪政运动的推动、中共的政治竞争、权力合法化追求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推出的。行宪决策的推出,成为抗战后时局演变的关键因素。针对宪政这一问题,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随后展开。     

1945—1947年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

抗战胜利后,秘密社会势力已渗透到社会各界,作为一种社会的边缘势力,秘密社会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力争融入主流社会。1945—1947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就是它们力图政党化、合法化的具体例证。一些有秘密社会背景或以秘密社会成员为主体的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国民党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是国民党一手包办、人为制造的。它们极力鼓吹"军队国家化",闭口不谈"政治民主化",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它们企图从内部混入革命阵营,捞取政治稻草,达到最终破坏人民革命的目的。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中国大陆上的彻底覆灭,它们也最终成了国民党的政治殉葬品。这些政党虽然混迹于第三方面,但并不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真正奉行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是有所区别的。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探微 ——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例的分析

论文从国共合作抗战背景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组建情况、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发展及国民党态度的转变、国民党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遏制及中共的应对策略等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干部构成、组织建设和斗争策略方面,受到中共的深刻影响。在中共的引领下,该团在东江流域积极开展民众运动,扩大政治影响,呼应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国民党中央在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方针后,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从容忍转向防范。广东军政当局制造"博罗队事件",企图取缔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中共的指导和帮助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坚持其自身作为华侨团体身份的合法性,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声援,迫使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使得"博罗队事件"和平解决。引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参与抗战,是战时中共侨务工作由海外推展至国内、将华侨工作和民众动员相结合的新策略。在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则扩大了中共在海外华侨中的政治影响,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党为何在抗战后期彻底贪腐?

正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何出现这种情况?缺乏一个鼓励人才发展、监督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是国民政府政治构架的致命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一党独大,各种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官员提升名义上通过组织层层选拔,但由于不具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实际上多     

周恩来与“黄河归故”谈判

<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外宣布了“黄河归故”计划,迫不及待想要实现花园口堵口合龙,藉此获得政治和军事上的筹码。中国共产党心系故道两岸居民,从全局出发,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提出的“黄河归故”计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就此展开了以“黄河归故”为中心的谈判与斗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兵”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