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跨文化溝通 史華慈教授訪談録

我很遗憾這篇訪談錄史華慈先生未能看到他就去世了。都怪我不恰當的生病,耽擱了及時整理訪談記錄稿的時間。1999年對我是不幸的一年,四月份從哈佛回來不久,就病倒了。直至第二年春夏,方日漸恢復。但更加不幸的是,我所見到的西方最單純的思想家、最富學養的中國學學者史華慈教授, 已經永遠不能向人類發表他的睿智卓見了。我和他的訪談對話,第一次在1999年2月9日下午的2點到4點,第二次是2月22日上午10時至12時。地點在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他的辦公室。他的辦公桌對着門,大衣挂在門後的     

一个踏足东西半球的客家基督徒世家初探：从《王氏家谱》说起

2003年冬，笔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时，星期日上午到波士顿华人布道会守礼拜，因而认识了王志信先生。当王先生知道我其中一个研究课题是关于客家人的历史与化时，他告诉我自己也是客家人。后来，笔与王先生作了两次比较详细和深入的访谈，因而初步了解王氏家族     

史华慈叙事的人文主义视界——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在史华慈人生的后37年中,作为史华慈的一名学生,我深深感到,史华慈是一位模范的教师,我从他那里深受启示,获益匪浅。今天,在我们的数字化的世界上,计算机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而史华慈的思想观念世界是要借助漫长的历史时期来加以传播的,这距我们似乎越来越遥远了。     

怀念亦师亦友的“老廖”

正2017年2月11日,是农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是家人团圆亲友会聚的节日,然而从微信中得知,廖东凡先生在当天上午的十时在医院去世。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不禁使人悲从中来,一些往事也浮现在心中。和廖东凡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1991年秋天我从青海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北京藏学讨论会。会议是在21世纪饭店举行,当时他是在中国西藏杂志社担任总编辑,经朋友介绍在会议报到的大厅认识了。此前我已经听     

巍巍木兰慰忠魂--深情回忆胡秋原先生

2004年2月25日至3月5日，我率武汉市政协化教育考察团一行10人在宝岛台湾进行了参观考察活动。‘在台北，考察团专程拜访了中华化名人胡秋原先生。返汉后，我写了《访台散记》，正待刊用时，惊闻胡秋原先生于5月24日在台不幸病逝，深感意外，甚为悲恸。没想到2月29日，我与秋公在台北新     

为学与为人的楷模——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本杰明·史华慈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知识渊博,智能超凡,和我这一辈的话多东西方学者一样,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封我来说,尤其幸逼的是几年前我又回到了母校任教,发现自己又成了他的同事了,兴奋之余,也有些不安。不言而喻,在我多年的任教生涯中,甚至在多少年前我由历史改行到文为的转变中,我都得益于他的学识和才华。     

恩师张锡祺：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我于1953年考进安徽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张锡祺先生时任学院院长,经常亲自给我们讲课;1958年我毕业时,先生亲自挑选我留校,并安置在他身边工作。1960年,先生积劳成疾,不幸辞世。在师从先生前后8年的岁月中,先生的品德、学问、业绩和他的人生追求,一直铭刻于我的心中。我的恩师,是一个道德文章皆高尚的人!     

任继愈先生叫我“要做学术出版家”

正任继愈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也是一位策划和组织了《大藏经》等多部学术大著作的学术出版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有幸和他交往,多次聆听他关于学术出版的精辟言论和教诲,并在工作中得到他许多帮助,至今难以忘怀。"文化大革命"前我就听过任先生的课,和他开过会,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文化大革命"后,我又和任先生开过会,我们认识了,但并不熟悉。我和他熟悉起来是从1987年召开的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上开始的。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是由日本中外日报社     

我与编辑大家赵家璧的交往

家璧先生最后的时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供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11日晚上9点多钟,我刚从单位回到家,接到赵家璧先生三公子赵修礼的电话。他说,赵老今天傍晚突然昏迷,医院抢救了几小时,情况没有好转。我当即与我社党委副书记徐保卫同志一起,赶往医院探望。家璧先生住华东医院新楼,年初因肺部积水送进医院。我第一次去看望时,医院就怀疑他患了肺癌,但还没有最后确诊。     

书与人

《史华慈论中国》二战以后的国际汉学界,史华慈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在近50年的学术生涯中,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在三个领域都留下了影响很大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在哈佛他广受爱戴,他的研究室外常有各科学生“候诊”,有些学生还把他的肖像印在T恤上。另外,二战时他还是专司破解日军密码的美军上尉,是破解日本准备无条件投降的密码的功臣。     

忆吴大猷大陆之行

我第一次见到吴大猷老是1992年5月17日,他在李政道教授和夫人陪同下,从台北经香港来北京。这是他时隔46年后第一次重返祖国大陆。我当时负责大猷老来大陆访问的接待工作。当时他是海峡对岸来访的职务最高的人,而且是一位患病的87岁的老人。我感到压力很大,生怕有闪失。在机场上,我见他虽然坐在轮椅里,但精神很好。     

我所认识的王若水

去年5月的一天,我去协和医院看望王若水。这是他患肺癌后第二次住院,据说癌细胞已经扩散。老天真不长眼,为何这么多灾难和不幸都降于他一人!     

悔兰芳《瀛槎叙别》题名册跋

读5月18日《北京晚报》所载郑恩波《为戈宝老送行》,得悉戈宝权先生于5月15日在南京病故。这个不幸的消息,使人对这位著名的作家、翻译家的逝世,感到十分悲痛。由于戈宝权先生的逝世,使我想起了去年5月我在香港艺术中心讲课时,见到友人翰墨轩主人许礼平先生收藏的两本题名册,册中题名人物二三百余人,是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2月18日上午上海各界以吴铁城市长为上持人举办的《欢送梅兰芳     

"史华慈与中国:纪念本杰明·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2006年是美国名历史学家、中国学家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诞辰90周年。史华慈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东部犹太人家庭,1934—1938年就读于哈佛学院,主修罗曼语言和学。1940年重返哈佛教育学院求学,两年后取得硕士学位,毕业不久即应征人伍。二战结束后再度回到母校,师从美国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开始对东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和政治系授课。[第一段]     

道德良知和历史思考——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在中国研究领域内,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史华慈先生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它对我的治学有转化性的影响。史华慈不仅仅比其他人更早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决不是苏联的傀儡,而且更这重要的是,他将思想史与政治关联起来的治学方法,向我们揭示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如何地影响了政治事件,以及政治事件是如何地影响了意识形态,这种治学方法启发了我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     

诀别百岁力群

郝丽春坐在鲁迅的病榻前,紧捏画笔的手簌簌发抖。那是在1936年lO月19日,上海的早晨。他头一回亲西心中的偶像,竟然是悲痛的永别。10天后,给好友的信里,他写道,“去时,一上楼就看到我们的导师已静静地睡去了,全屋笼罩了悲哀,……我给画了四张速写,就已经是午饭时光了。”     

《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出版寄语

我和马振犊先生再次晤面是在1993年1月。当时,我们都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中日近百年关系史国际讨论会”。在会议期间,马振犊先生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的研究课题,我对他的研究课题十分关注,并一直期待着他的成果能早日问世。会议至今,刚刚半年多时间,便闻他的专著已经出版,吃惊之余,又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闻一多与张光年的忘年交

今年1月28日,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度假,第二天,接到内弟风风火火的电话,告诉张光年先生逝世的噩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一下子使我坠入痛苦之中。     

一位日本集邮家的中国情缘——忆水原明窗先生

在纪念中国和日本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作为一名集邮爱好者,我不由得回忆起曾为增进中日两国集邮界人士的交往,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过贡献的日本著名集邮家水原明窗先生。不幸的是,他已经离开我们14年了,但他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对我国集邮界朋友的友好情谊,却永驻人间。     

深情缅怀周克玉爷爷

2014年3月26日,我一接到“周克玉将军不幸于昨天逝世”的北京来电,就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的病逝让我感到失去亲人般的痛楚。他慈爱的笑容,他的谆谆教诲,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