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两次轻生的念头

突然起了脱离这个世界的愿望 朱光潜1897年出生于桐城阳和的岱鳌山下(今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1923年6月,朱光潜在香港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师,时年27岁.前一年夏天,朱光潜回家,由父亲做主,与一位姓陈的姑娘结婚了.陈氏比他小一二岁,小脚,个子中等.     

王仰晨先生的信和《巴金译文全集》

王仰晨先生(1921—2005)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出版家,先后主持《鲁迅全集》《茅盾全集》《瞿秋白全集》(文学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实在了不起。1986年离休后,他又与巴金先生密切合作10余年,共同完成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当年参加《鲁迅全集》书信卷注释时,我随人文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和参加注释的各地同仁,尊称他为"王仰",因此,此文仍以王仰称呼他老人家。     

日本出版了最早的“鲁迅全集”

鲁迅的逝世,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界都带来极大损失,之后,出版《鲁迅全集》便成了同仁共同的愿望。1938年7月,国内第一部《鲁迅全集》终于问世。但鲜为人知的是最早的“鲁迅全集”却是国外出版的。     

毛泽东对朱光潜的赞扬

1951年2月,北大教授土改参观团分赴华东、华中和西北3个地区参观土地改革。朱光潜等20多位教授组成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在西北参观土地改革20天,3月上旬回到学校。新中国成立以来,朱光潜从书报刊上学习到人民政府的一些政纲、政策和实施的情形,约略知道中国人民确已翻身站起来了,但是还     

全集本《南雷诗文集》序类、记类、书类点校指误CSSCI

自1985至1994年,《黄宗羲全集》(十二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齐。200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新版了《黄宗羲全集》(十二册)。2012年4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再版《黄宗羲全集》(十二册);11月,浙江文丛精装二十二册版,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但新版之中,点校、句读、刊印之误亦不少见。此编即以全集本《南雷诗文集》序类、记类、书类为例,将其凿然可据者,举而措之,以少受其害。     

出版周期四十年的《徐志摩全集》

出版周期四十年的《徐志摩全集》鲁非１９８３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５卷本的《徐志摩全集》,计诗集１卷,散文集２卷．小说集１卷,戏剧书信集１卷。此外,还计划加编《补遗》３卷至５卷。本来这套全集是要在１９３６年左右开始出版的,没想到一担搁就是４０多年,这...     

许广平在《鲁迅全集》出版前后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后,出版《鲁迅全集》便成为中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在抗日文化运动中,《鲁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人们更迫切需要《鲁迅全集》这样的精神食粮来唤起民众,支撑抗战。而这一重任,首先就落在鲁迅     

朱光潜“诗境”说述评

“诗境”说是《诗经》的核心观点之一,也是朱光潜诗学理论的精髓之一。它虽未直接讨论诗的本质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朱光潜诗的本质观的核心部分。朱光潜的“诗境”说直接受到王国维《人间词话》“意境”说的启示。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的“境界”说。朱光潜对王氏评价及高,认为《人间词话》是近代学批评“最精到”的作,甚至到晚年他还满怀感激地说：“王国维写过一本小书《人间词话》,我从中受到很多启     

新见施愚山集外诗词辑释

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一生著述宏富。其全集首由曹寅刊刻于扬州;后经曾孙施念曾、外孙刘琦整理、续刻,于乾隆三十年(1765)汇印成《施愚山先生全集》;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施愚山先生全集》出版,并增附录;1992年安徽黄山书社出版了何庆善、杨应芹辑校的《施愚山集》,是目前所见搜罗施闰章作品最完备的集子,然仍有不少作品未收入全集;此后诸多学人对施闰章集外诗文进行辑补、考释,数量相当可观。今新辑得施闰章佚词1首、佚诗4首,并加以考释。     

新见九十六篇欧阳修散佚书简辑存稿

本文旨在公开笔者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所藏南宋本欧阳修全集中所发现的九十六篇散佚书简文。因考虑到文章篇幅,对于散佚书简文本以外的论证部分力求简要。有关天理图书馆所藏欧阳修全集之版本等一些问题,笔者在2011年九州大学举办的日本中国学会宣读的论文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考证（本文之论证部分仅为其中的四分之一）,而对於保存了这九十六篇佚文的天理本欧阳修全集之成书原委及与其他宋本欧阳修全集之间的关系,笔者亦将在今后撰写专文,予以详考。     

《陈垣全集》补遗

陈智超先生主持编辑的《陈垣全集》二十三册已于2009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为止史学大师陈垣最为全面的著作汇编。但由于各种原因,也不无遗珠之憾,本文试作补辑。此外,《陈垣全集》中有两则文字的系年失之过宽,亦有可细化、精确之处。     

《吴晗全集》初考

一、三家村邓吴廖全集终于出齐 吴晗百年纪念正逢建国60周年。400多万字的十卷本《吴晗全集》,几经周折终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终于与早十多年顺利出版的五卷本《邓拓全集》、五卷本的《廖沫沙全集》,珠联璧合、三位一体,成为我国三位与建国史、“文革”史有特殊关联的近现代文化名人,具有特殊意义的全集“三部曲”。     

左宗棠书札九通及批札十二通考释

左宗棠是晚清名臣,其所作诗文曾汇编为《左文襄公全集》问世,但遗漏甚多。此后,湖南省社科院又广罗众本,整理成《左宗棠全集》一书,但仍未能穷尽。苏州图书馆藏程履丰所抄左宗棠书札一册,总计七十二通,其中九通《左宗棠全集》没有收录,另有批札十二通,《左宗棠全集》亦漏收。这批书札作于同治八年至十一年,批札则晚至光绪四年,内容涉及陕甘战事、州县治安、军需运输,以及"天津教案"、福州船政局事务等等,是研究左宗棠镇压陕甘回变以及其对外主张的重要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梁漱溟三救政治犯

一梁漱溟先生出生于1893年,今年是他诞生110周年。梁老是1988年逝世的,今年又是他逝世15周年。十分怀念这位一生独立思考、锲而不舍,不断探索、追求真理、直言敢谏的老人。1949年3月31日从渣滓洞被组织营救出来的民盟成员,共21人,其中田一平、唐弘仁等12人在鲜英私宅特园团聚。前排右四为鲜英、右五为范根斋。右一为冯克熙,后排左二为唐弘仁。梁老一生的著作很多,其中主要的著作,已经收入《梁漱溟全集》,但有一些散见在全国一些报刊杂志的文章,未收入它的全集。梁老的长子梁培宽同志,正在搜集并整理尚未收入全集的文章,作为《梁漱溟全集》的…     

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 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袁世凯文集

<正>一、《袁世凯全集》概要《袁世凯全集》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文献丛刊之一种,共3600余万字,分装为36卷。正文35卷,索引1卷,采用编年体编辑,繁体字横排印刷,16开精装本。定价26800元,《袁世凯全集》收集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韩国、日本保存的袁氏传世文字,包括已刊、未刊档案,以及公私收藏,内容有章奏、文告、律令、公牍、函电、诗文、题词以及著作。时跨1875年(光绪元年)-1916年(袁世凯16岁-58岁)42年。有文必录,以全取胜。《袁世凯全集》系海内外首次整理出版发行,集权威性、完整性、唯一性为一体,系大型珍稀文献、图书馆藏必备用书。二、《袁世凯全集》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全集本《南雷诗文集·碑志类》点校指误

自1985至1994年,《黄宗羲全集》(十二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齐。200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新版了《黄宗羲全集》(十二册)。2012年4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再版《黄宗羲全集》(十二册);11月,浙江文丛精装二十二册版,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但新版之中,点校、句读、刊印之误亦不少见。此编即以《南雷诗文集·碑志类》为例,将其凿然可证者,举而措之,以少受其害。     

一项宏大而艰巨的文化工程──新编《闻一多全集》整理出版漫记

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负责整理编辑的12卷本《闻一多全集》（以下简称新编全集）,已经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一次推出,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当我们捧读这一卷卷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时,谈谈新编全集整理出版的坎坷历程及有关问题,对深入了解这套全集的特点和价值,也许是有益的。闻一多殉难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请于当年11月聘请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橘、余冠英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由朱自清负责。经过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四位编辑者和清华中文系全体同人一年多的努力,们一多全集》（4卷）…     

北洋时期胡适等安徽学人关心皖省教育史料辑佚

2003年《胡适全集》出版后,国内有些学者有感于全集的遗珠之憾,致力于胡适史料的辑佚补遗,几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①笔者近日整理资料时发见胡适有关皖省教育史料五则,为《胡适全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和前人辑补所未收录,集中体现了北洋期间胡适与同乡学人关心皖省教育的桑梓之情。现刊出并加按语、注释,以供研究参考。     

30年代徐訏与朱光潜的通信交往

30年代徐要办《天地人》杂志 ,给朱光潜先后写了两封约稿信。朱光潜便于 1936年 1月 7日夜里给徐写了一封长信 ,约 40 0 0字。因信中谈论了不少问题而颇有价值。朱光潜说 :“我常觉得文章只有 3种 ,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 ,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 ,再次是向许多人说话。第一种包含诗和大部分纯文学 ,它自然也有听众 ,但是作者的用意第一是要发泄自己心中所不能不发泄的 ,这就是劳伦斯所说的‘为我自己而艺术’。这一类的文章永远是真诚朴素的。第二种包含书信和对话 ,这是向知心朋友说的……这一类文章的好处是家常而亲切。第三种包含一切公文…     

从新发现的资料辨《孙中山全集》中部分文稿

对孙中山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就搜集的篇目与范围而言,当以中华书局1981-1986年陆续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十一卷本最为完善。它不仅远远超过了《总理遗教》、《孙中山全集》一类书,而且也大大地超过了六十年代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六卷本。但是,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孙中山全集》中所辑录的部分文稿仍有不断修订和增补的必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最近从前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将军的后裔范伦先生处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其中有孙中山于1923-1924年间致范石生的信函5件、“大元帅令”2件、电报2件。将这批资料与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加以对照,可知2件“大元帅令”和1件电报在《孙中山全集》中是有辑录的。但是,《孙中山全集》中的录文与新发现的原件资料又确实存在有某些文字上的差异。本文拟对此加以介绍和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