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水下考古概述

我国在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航段开展的水下考古:在福建平潭发现了装载五代越窑青瓷的沉船遗址;在福建连江、莆田、龙海、平潭、漳浦等海域发现宋、元、明、清各时期的沉船遗址;对广东"南海Ⅰ号"和海南西沙群岛"华光礁Ⅰ号"等宋代沉船遗址、广东"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以及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遗址等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这些水下考古工作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对海上丝绸之路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意义。     

漳浦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调查收获

漳浦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水下文化遗存,出水瓷器均为元代龙泉窑产品。这些产品类型在海外亦有大量发现,对研究我国宋元时期龙泉窑瓷器的生产、运输、销售目的地有着重要意义。     

从西方到东方:海洋考古的一次遇见——《亚太地区早期航海:海洋考古学的视野》序

正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不断进步,海洋考古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发展,东亚与太平洋地带也是如此。日益成熟的水下技术手段确保了对一系列原本难以触及的水下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确保了考古学者能更精确地勘测、了解水下遗迹的内涵与分布。近年来,在许多滨海地带的工程建设将一系列珍贵的海洋文化遗存呈现于世人面前,例如伊斯坦布尔一个地铁站建设中揭示了37条古代海港遗址中的沉船,纽约市新世     

福建平潭老牛礁明代沉船遗址

<正>2014~2015年,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队在平潭西北面的老牛礁海域调查时,确认一处明代沉船遗址。沉船遗址位于老牛礁东南面,高平潮水深约14米。底质为泥质海床,较平坦。该沉船遗址曾遭不法分子多次盗捞,遗址表面还可见到因盗掘留下的大坑。大量遗物散落于海床表面,面积约200平方米。还发现部分船体残骸,大部分埋于海床之中,仅局部露出海床,部分船板上还可见厚约1厘米的黑色木炭,初步推断该船在沉没前曾发生火灾。     

探讨有限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以滨城区滨州古城为例

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不可替代,不同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不同。对于现有历史文化遗存相对有限的地区来说,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开发方面更需要突破创新。结合地方文物保护工作,以滨城区境内古城遗址为例,讨论如何整合并盘活有限的历史文化资源,使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得到充分展示。     

海上丝绸之路话大澳

1987年,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海域发现的古沉船,编号为“南海一号”,船上主要载有我国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四个窑系的瓷器。“沉船海域处于从番禺、阳江、徐闻、合浦经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在这条航线上,发现阳江溪头北寮宋元文化遗址,据专家考证,是宋元时期的中转港及货物集散港。由此说明阳江在秦汉时期是这条航线的补给港,在宋元时期是中转港。“阳江地处从古番禺（广州）至徐闻港的中间地带,海岸线曲折,长230公里,有海陵、南鹏、大镬、二镬等诸多岛屿,由东到西分布有20多个天然港湾和10多个大小渔港,如大澳、东平、三丫、北津、丰头、溪头、闸坡、双鱼、北额等。”这些港口,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必经之地。     

关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在许多史前遗址中,我们会将与文化遗存共存的大量其他遗物和遗迹看作是人类行为所致,比如将动物骨骼看作是人类狩猎或食用的庖厨垃圾。就像用静态方法分析器物工具一样,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考古遗址也一样,它们在发现时也早已处于被弃置状态,从被古人类栖居到被发掘出来的漫长岁月中,饱经地质、气候、生物和人类的种种动力作用,沧海桑田,早已是面目全非了。因此,单凭发掘过程中所获得的表面印象而做的结论,难免与遗址本来的面目有很大的出入。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就是要把影响遗址和文化遗存堆积的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区分开来,从而能比较客观和全面地了解古人类的活动与行为方式。本文作者是最早提出遗址形成过程概念的美国考古学家,他认为一处考古遗址是由人类文化的和自然动力过程共同塑造的。自遗址形成阶段开始,文化动力和自然动力就无时不刻地对文化材料产生影响,它们决定了文化遗存保存下来的条件和机会,并直接影响到考古学家对它们的解读和古人行为复原。遗址形成过程,特别是遗址废弃后的扰动会导致考古记录呈现一种被扭曲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图像,造成我们了解和重建过去的偏差。由于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不存在有没有问题,而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的考古记录向我们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凝固的远古社会形态,而是受到破坏后的扰动状态。在本文中,作者对如何研究形成过程,分辨自然动力和文化动力提出了一些理论方法的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分辨遗址形成过程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美国考古学家伍德和约翰逊指出,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文化遗存和遗迹的关系以及它们和遗址自然迹象关系的准确辨认和判别,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如果我们误读了这些关系或对这些关系做出了错误的解释,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出可信的考古学结论。     

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石质文物清理技术探讨

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环境状况良好,石质文物上生长的珊瑚多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文物上可见碳酸盐沉积物,形成的海洋结垢物主要为不同组分比例白云石和文石的混合物。遗址清理工作要对文物表面生长的珊瑚进行保护,而对于形成的碳酸钙凝结层、藻类和微生物污染物,可使用水下液压打磨机、空化射流枪等工具进行清除,微生物污染的清洗也能对海洋大型污损生物的防控起到一定作用。     

图书馆如何巧用excel对期刊进行管理

对于资源缺乏的小型图书馆来说,如何应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图书管理信息化?本文通过详细步骤解说如何用excel进行期刊管理,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基于原真性保护的建筑遗址“设计性修缮”理念探讨

原真议题在建筑遗址保护中表现的尤其突出。如何在建立真实有效保护的同时,实现遗址知识文化要素更好呈现以及景观价值提升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意大利罗马的角斗场和卡拉卡拉浴场两处建筑遗址案例的修缮特点及价值在于:基于遗址条件、利用加法、适度修缮,实现遗址原真的最大化保护;通过强化可识别、可读性设计及整体设计实现遗址知识信息和艺术状态的系统优化;体现了遗址原真保护、有效保护、更好保护的有机融合,赋予了遗址在信息承载和知识传播上的时空发展性和新的文化生命。基于此,提出"设计性修缮"理念,探讨如何在基于原真性保护下实现建筑遗址有效、更好保护。     

贵州牛坡洞遗址新发现的陶器——兼论黔中史前洞穴遗址中的陶器

<正>贵州的洞穴遗址数量很多,时代从旧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到历史时期,其中经过科学发掘和研究的遗址数量有限,在这当中,明确判断为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数量更是少之又少。目前来看,有限的这些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历史时期我国沙漠变迁研究与历史地理学

<正> 一、引言 我国沙漠面积广大,广泛分布于荒漠、荒漠草原和草原地带。在备个地带的沙漠中,都存在着许多古代人类活动遗迹,其中包括许多古代城市遗址:这些古代人类活动遗迹和古城遗址的存在,使得历史时期沙漠变迁研究成为极有吸引力的一个课题。     

追寻人世的理想天国——巴哈伊花园的美学与人文

巴哈伊建筑体现了构成宗教基础的价值观、传统和习俗、教义和信仰。尽管在年代和风格上存在差异,这些建筑物特征在视觉上阐释了巴哈伊教的基本教义。通过了解这些遗址和其周边的环境的设计及历史背景,我们将会发现宗教的基本价值观和教义原则及其演化的文化和历史根源。此外,这些遗址构成了宗教早期就沿袭下来的传统朝圣习俗的实物背景和实体环境。     

巴哈伊花园的美学与人文

正巴哈伊建筑体现了构成宗教基础的价值观、传统和习俗、教义和信仰。尽管在年代和风格上存在差异,这些建筑物特征在视觉上阐释了巴哈伊教的基本教义。通过了解这些遗址和其周边的环境的设计及历史背景,我们将会发现宗教的基本价值观和教义原则及其演化的文化和历史根源。此外,这些遗址构成了宗教早期就沿袭下来的传统朝圣习俗的实物背景和实体环境。     

广东台山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出土瓷器及相关问题

一遗址的发现与调查花碗坪遗址位于广东省台山市上川岛, 2002年7月笔者在第一次调查后立即向台山市博物馆汇报,并在《中国文物报》刊文报道。此后又进行过多次调查,在海滩暴露的文化层中采集了大量瓷片标本。现将遗址概况和出土器物简报如下。     

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安全影响因素及价值传播分析

随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丽山园"正式对外开放,管理者面临着多重的管理压力,为此以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的实际出发,将影响文化遗产管理的安全因素从地理尺度上划分为的遗产地尺度、遗址尺度和文物尺度,着重以这三个尺度为出发点分析了安全监控、遗址风貌、气候环境、人为活动等影响因素,并就如何更好地开展大遗址的文化价值传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遗址历史空间的深度绘图及其经义接续

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如果仅限于西方遗产话语,往往导致时间与空间、物质遗迹与人文精神被分割为两个不同方面,致使遗址在传承文化、教化当下的功能上难以充分体现。以鲁故城"泮水"遗址作为例,借用"深度绘图"方法,梳理遗址承载的历代文本源流,则能更好地显露沉积在遗址空间里的意义层及其传承关系。因此,中国文化遗址的保护,不只是关注"物质原真性",还可以用"历史空间"这一概念,把物质遗迹和历史文脉打通,实现贯通古今、德泽当下的遗址文化传承功能。     

16-17世纪的瓷器贸易全球化：以沉船资料为中心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航海者发现新大陆,开辟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新航线,给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带来翻天覆地且深远的影响。以中国为中心的瓷器贸易体系也在此时迎来了从区域走向全球的重要转折。贸易规模的扩大、海洋上商船的增加,国家和地区间交流的频繁,导致世界各大海域中遗留的沉船数量也有较大增长。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下考古的兴起和商业打捞的繁荣,揭露出大量运载贸易瓷器的沉船,为研究瓷器贸易的全球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本文以16至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沉船及出水贸易瓷器为研究对象,透过沉船编年和阶段性特征分析,观察经济全球化早中期阶段,瓷器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商品在品类构成、贸易模式及时空格局方面的特征演变。     

上川岛花碗坪遗存年代等问题新探

花碗坪遗址,又名大洲湾遗址,位于广东省台山市川岛镇三洲港的大洲湾。早在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欧维士(Jorge Alvares)就抵达了广东沿海一带。关于葡萄牙人最先登陆中国的地点,学界争讼不已。通过梳理早期葡萄牙人在广东台山一带贸易和交往活动等相关历史文献,可以初步建立它们的历史编年。同时,通过对比广东台山上川岛花碗坪遗存与非洲发现的S?o Jo?o(1552年)和S?o Bento(1554年)号纪年沉船出水瓷器纹饰、组合,可以推断花碗坪遗址的年代约为1552~1554年。由此得知,上川岛花碗坪遗存的年代应在明代嘉靖晚期,也从侧面证明葡萄牙人最早登陆中国的地点并非上川岛,而是香港大屿山。     

几个红烧土遗址过火温度的科学推断

土体的矿物组成在其过火焙烧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由于其焙烧温度不尽相同,进而导致土体强度和其耐破坏能力与未过火土体相比变得或强或弱。在实地调查大河村遗址、钧窑遗址、牛河梁遗址和兵马俑遗址后发现,这些过火土遗址病害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存在差异。排除环境因素后,过火温度的高低是导致过火土遗址出现不同病害的主要因素。因此,通过实验对比法,科学判断过火土遗址的过火温度,对遗址本体病害原因进行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