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传统上,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现在它越来越独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民俗与历史学的人类学化

历史学的人类学化或“人类学转向”,是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长期互动并相互促成研究视野与方法转变的一个方面。六十年代以来,在所谓“后现代”思潮中对传统学科体系和研究规范进行全面反思与重建的大背景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阵营中“科学性”一向受到怀疑的两门学科——历史学与人类学,开始逐渐向对方靠拢。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分别成为各自学科转型的主要趋势之一,两     

论人类学思维范式及其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

人类学(这里指与体质人类学相对的文化人类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门流派众多、思想繁富、视域广阔、影响日隆的“显学”。不仅人类学本身逐步走向成熟,而且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联姻”也渐成趋势。“换一个人类学的眼光”,     

人类学与历史学：挑战、对话与发展

学科交叉对现存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人类学在与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借鉴之中,它不是仅仅把其他学科的方法论引用到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之上,而是根据自己对大量的丰富多样的人类文化现象的研究,对西方中心的各学科理论提出挑战,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与时同时,借他山之石开拓本学科的视野,也带来古典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本身的革命。     

作为独立学科的考古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学科体系之比较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一种意见认为考古学应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本将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加以比较,论述了在学科起源、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分支学科等方面,考古学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差异。从而认为考古学与人类学、历史学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但它作为独立学科的趋势是必然的。     

从田野工作到文化解释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学有自己一套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这种方法叫田野工作法(fieldwork),依靠由这种方法搜集上来的资料所写的调查报告叫作民族志(ethnography).对于一个人类学家而言,这种方法的训练几乎成为一种制度,大概没有经过数月甚至经年的田野“洗礼“,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学院派人类学家的希望几乎渺茫.……     

皖沪关系史略

安徽与上海的关系,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解放初,再追溯到近代,进而追溯到明清时代。重温历史,可以增强安徽和上海的关系史的认识,从而加强安徽人与上海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以达到增进友谊,密切联系,扩大协作,共求发展的目的。明清之际,显赫一个时代的徽商(号称“徽骆驼”)对开发上海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徽商在上海地区的商业活动,不仅使自己积累起雄厚的商业资本,同时也对上海     

浅谈让学生轻松愉快地接受信息技术教育

信息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极富创造性、具有明显时代发展特点的课程,信息技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教学方法决不能完全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教学实践证明．在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中,开始,学生对计算机怀着神秘、兴奋的心情,学习兴趣十分浓厚,觉得信息技术课可以上网,聊天、打游戏,非常有意思,特别想学。但随着信息技术学科教学内容的不断深入,有的内容理论性非常强,需要记忆,且枯燥无味,     

创建中国军事志学学科体系的初步设想

为适应时代要求和军事志事业发展的实际,应创建中国军事志学科体系,而创建这一学科体系的基本依据有:创建中国军事志学学科体系是创新发展军事科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军事志是中国地方志中的一个特殊的专门志;军事志编纂实践形成了许多经验教训,迫切需要一个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作指导。中国军事志学是研究中国军事志产生、衍变及其发展规律,指导军事志编纂和开发利用的学科,其学科属性是军事科学领域里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应用科学。中国军事志学学科体系采取层级统属式的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由五个分支学科组成,每个分支学科领属若干个研究科目。     

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

本文认为,从专门史与边疆史地研究发端的中国边疆学,在学术积累、学术水平、学术规范、队伍建设等方面,目前已具备成为专门学科的条件。中国边疆学以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为研究对象,以专门史、历史地理学、法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边疆现实问题等学科作为学术支撑点。此外,本文作者还就中国边疆学应采用的新的视角与方法、应集中研究的重要问题等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

为了解释文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本文首先回顾了19世纪以来文化演变和文化传播的研究历史,然后概括了贸易、迁徙和文化扩散作为文化传播的三种方式,并对其作了具体分析。而且对文化变迁的动力,作者也提出了见解。     

文化遗产 文化自觉 文化建设——追寻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文物古迹是过去文化的载体,文化既是不同人们共同体在特定时空中适应环境与社会的结晶,也是人类曾经的生存可能性的记录,因此,文化遗产是发展的智慧资源而非包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文物与文化遗产及其价值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拓展和提高的过程,经历了由古玩、文物到全民性的文化遗产自觉的演变。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文化及历史文化遗产,既是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开的选择,也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古今中外文化大会面时代人类和谐共处、共同繁荣的前提性要求。     

Forum: Cultural Geography and Cultural Studies

This forum discusses linkages between cultural geography and allied ‘cultural’ disciplines. A symposium on this topic – held at the 2005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 in Armidale – was triggered by the targeted inclusion of geography in a cross‐disciplinary network funded by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lthough non‐geographers in the network have articulated strong interest in and an enthusiasm for geography, their knowledge of, and everyday participation in its disciplinary travails have been limited. Given this, the papers in the forum review geography's long and dynamic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lace and culture, and raise a set of key issues for geographers to consider: how we might interact with other disciplinary debates about the ‘cultural’, retain distinctiveness as the home of intellectual inquiry around issues of space and place, and leverage opportunities to forge more permanent connections to geographers working not in our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settings, but in a range of research centres, schools and disciplinary homes.     

中国当代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

国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关系密切。国史尤其是当代地方史研究成果值得地方志工作者高度重视。在开展国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以及构建国史和地方志学科体系中,整合两支队伍资源,建立史志学术联盟,加强国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两个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意义重大。本刊从2011年第1期开始,增设地方志与国史研究栏目,并将陆续刊登相关文章,旨在促进地方志与国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工作者相互关注,彼此借鉴,优势互补。     

Cultural Meanings and Cultural Structures i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ne way to recast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inquiry is to distinguish two conceptualizations involving culture: (1) cultural meanings as contents of signification (however theorized) that inform meaningful courses of action in historically unfolding circumstances; and (2) cultural structures as institutionalized patterns of social life that may be elaborated in more than one concret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This distinction helps to suggest how explanation can operate in accounting for cultural processes of meaning-formation, as well as in other ways that transcend specific meanings, yet are nonetheless cultural. Example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involving each construct are offered, and their potential examined.     

行者

伫立普陀山,人们常会被一些充满灵性的故事牵绕、吸引……1200年前日本僧人惠锷从五台山请观音圣像回国,在普陀山海面遇阻无法航行,"观音不肯去"——于是这个动人的解释就在这片海面播扬……这位风尘仆仆的求法者,就此虔诚地把他的信仰安置在这碧海情天之间。由惠锷我们想到了晋朝的求法者——汉族僧人法显。他去印度取经时已经65岁,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茫茫沙漠间,迈着人类最勇敢的脚步。那悲壮的跋涉常常以白骨为路标。这位白发学者生命的强度,超越了帕     

文化生态学

朱利安·斯图尔特是美国文化生态学大家,对考古学和民族学都有开拓性的贡献,本文虽然不长,但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他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文化生态学认为社会是对周围环境适应的产物,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即考察社会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但文化生态学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决定论",它还同时考虑除环境之外其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而且它认为社会与环境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社会固然要适应环境,但也影响乃至改造环境。社会对环境的依赖或适应程度随文化(特别是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程度越低的社会(如史前社会)越受到环境的制约,这表现在社会结构等方面,但同时,构成文化的各个变量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并非同等而是有所区别。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越来越脱离自然环境的束缚,资源利用远远超出自身所在的范围,经济形态趋于专业化,社会结构上也成为一个更大组织的一部分。还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斯图尔特对生态因素的考察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了人自身的生物性特征,认为这可能也是影响文化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对于新考古学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所强调的文化的功能适应方面,对于人类早期社会的解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类文化发展所展现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远远超出了文化生态学所能提供的解释。生态因素固然可以很好地解释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但对文化中的意识观念领域则无能为力,这是它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