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农”问题及当代启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也就是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十年内战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并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关心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开始认识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对"三农"问题进行探索。该中国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也有一些借鉴作用。     

新四军争取帮会抗日的方针与实践

帮会工作一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政策策略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敌人,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战时期华中地区帮会林立,它们既是新四军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同时又存在被日军收买充当汉奸,或为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充当反共急先锋的现实危险.因此,争取帮会大部分成员积极参加抗日,便成为华中新四军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中共领导下,华中新四军不仅提出和制定了正确的争取、利用和改造帮会的政策和策略,而且还有效地实施了这一政策,使帮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员,从而为抗日的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日根据地禁毒立法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对中国肆行毒化政策,造成沦陷区毒品严重泛滥,也致使抗日根据地毒品问题日趋严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政府,为了粉碎日军的毒化阴谋,肃清根据地内的毒品犯罪,相继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禁毒法规。这些禁毒法规比较完整、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禁毒政策,内容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方面。抗日根据地禁毒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禁毒政策在根据地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根据地内的各种毒品犯罪活动;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健康水平,从人力物力上支援了抗日战争。     

长期混淆的几个重要概念--农村割据、军事大本营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关系之我见

在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教学与研究中．长期以来对“农村割据”、“军事大本营”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三个概念有所混淆。其实三者是有区别的：农村割据在方向选择和依靠力量等方面都不同于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本质上仍然是城市中心论;军事大本营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或者说农村革命根据地是由割据地区和军事大本营所组成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4支红十二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并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创建了一系列农村革命根据地。     

浅论苏区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文化建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在苏区根据地建立了专门的文化教育组织机构,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广泛吸收利用知识分子。由此,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战时制造“无声武器”的工厂——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印钞厂始末记述

李先念同志在领导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称当时发行的“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亦称“边币”)为“无声的武器”,充分显示出了中国根据地战时货币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团结人民、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巨大作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党中央为什么能制定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萌芽?这些都与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分不开。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则始于大革命时期,本文试就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作一探讨。     

回忆在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

一、清除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1941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和发动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各个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日军恼羞成怒,对我根据地军民施行了“杀光、烧光、抢光     

罗荣桓鲁南义结“山大王”

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时,当地存在着多种武装势力。一一五师遵照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积极团结一切进步力量,逐渐发展成为山东境内一支最重要的抗战力量。期间,担任师政委的罗荣桓同不少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山大王"结交为好友,并引导他们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论鄂豫皖根据地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

鄂豫皖根据地创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由该根据地诞生的红军部队,历经浴火斗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成为中共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地重视干部培养和人才集聚,为抗日斗争和日后中共建政,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鄂豫皖根据地虽然长期孤悬敌后,但是在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始终得以坚持,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敌伪顽力量,根据地成为中共抗日武装东进南下的桥头堡,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中共"绾毂中原"在全国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践行革命:华北土改运动中的阶级划分

阶级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是同质、固化、二元对立的,强调冲突和斗争;社会意义上的阶级是异质、流动、多元互动的,强调关联和交融。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尚未达到“阶级对立简单化”的程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便不得不在两种阶级图景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阶级划分的标准和程序时常与党的阶级政策相偏离,这不能简单视为政策执行中的错误或偏差,而是政策弹性和适应性的体现,从中可以发现革命实践的辩证逻辑。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并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早提出近代中国将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革命取得成功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中国社会主义要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关注和解决民生、实现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将分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论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

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发生,既有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也有团体结构方面的原因。冲突具有两个明显特性：它是不冲击核心价值的对抗,是革命联盟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革命的变革。对当时陕西社会而言具有诸多正功能。     

辛亥风云中的留日士官生

清末留日士官生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辛亥革命发生之际他们发挥了军事骨干的作用,从他们革命意识的形成过程、成为革命勇士的客观条件、走上革命道路的政治保证和及参加革命的具体经过进行考察较能反映这一命题。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也从此走上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在这一时期,受共产国际"左"的教条主义和"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开始就照搬苏俄革命的经验,致使各地城市暴动接连遭到失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多次城市武装起义失败教训的洗礼,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突破共产国际的理论模式,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这段历史无疑是最鲜活的案例,折射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苏维埃政权道路的认识歧异;同时也彰显了我们党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在革命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伟大革命精神。     

北伐前广东农民运动中国民党的身份冲突与调谐简

北伐前国民党在广东兼有执政党与国民革命党的双重身份,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存在冲突。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倾向于支持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以换取农民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但作为基础不牢的执政党,为维持政权稳定,国民党不敢也不能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掌控乡村政权的士绅地主阶层。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采取了渐进式的农民运动发展策略,试图在革命与维稳之间维持平衡,调谐革命与执政的身份冲突。但农民运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农民斗争的演进轨迹超出国民党领导层的预期,党政各方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农民与地主的激烈斗争中。广东革命政权完全巩固以前,左派的主张占据上风,且因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统一战争,国民党对农民运动大体持积极态度。“中山舰事件”后,维稳的需要压倒了革命的信念,中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态度转为消极。     

毛泽东论中国大革命胜利考析 --兼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

对于中国大革命,人们历来认为它是失败的.毛泽东却在不少文章和讲话中谈到大革命(毛泽东习惯上称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这给了我们评价大革命以新的启示和思考.过去所谓大革命的失败,通常是指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人民,进而又使北伐剩下奉系军阀残余势力未能最后消灭.其实这不能界定为大革命的失败:因为蒋、汪不是大革命的目标,北洋军阀才是这次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不久就彻底覆灭,北伐(大革命)本身是胜利的,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已叫土地革命战争了.过去把胜利了的大革命一直说成是失败,最主要原因当是大革命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长期受到批判和不公正待遇.现在随着对陈独秀的客观公正评价,应把对大革命的错误结论矫正过来.     

清末民初贵州会党的角色转换及相关问题

贵州秘密会党起源于乾隆初年的啯噜。清末民初,贵州会党先后承担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角色。首先是被自治学社与陆军小学所利用,从“反清复明”的旧式会党转变为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进而成为辛亥贵州光复的主力军;随后又为宪政派所利用,转而与自治学社为仇,从辛亥革命的功臣转变为颠覆辛亥果实的帮凶;最后又为宪政派以“会党乱黔”作为乞请滇军入黔的口实,从而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三次角色的转换,既折射出清末民初贵州党争的惨烈,同时也暴露了秘密会党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致命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