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清政府因岁入锐减、支出剧增而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作为全国财政运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户部银库,由此陷入库储殆尽、入不敷出的绝境。面对危局,清廷不得不应急变通,一面暂弃京饷按册酌拨的旧制,改为年前一体定额预拨以期保证实银收入;一面下放军饷筹拨权限借以息肩。此外,裁减俸饷、铸造大钱、颁发票钞、举办捐铜等补苴权宜之计渐次施行,勉力维持收支平衡。咸丰后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均呈回升之势,票钞大钱所占比例逐渐下降。随着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清政府财政逐渐脱逸旧轨,户部银库的实银收支内容与数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的重要性也大为下降。     

对曾国藩奏办粤厘济饷一案的考察

对曾国藩奏办粤厘济饷一案的考察谢起章杨奕青曾国藩统辖的湘军属于官勇,粮饷本当出自公家,然而由于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户部无饷可拨,所以他不得不就地自筹粮饷,并把厘金作为湘军的一项重要饷源。尤其在１８６０年（咸丰十年）夏出任两江总督后更是“依厘为命”,不...     

辽饷：摧毁明朝根基的虐政

正辽饷是明末辽东驻军的饷项,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万历、天启、崇祯三朝都开征辽饷。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平均每亩土地加增辽饷银九厘,计收五百二十余万两。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开征的辽饷提高到一分四厘。之后又因内地军事加增剿饷和练饷,"三饷"加派最多一年达两千万两,极大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黑龙江巴彦苏苏劫狱暴动

光绪元年,黑龙江呼兰厅发生了震惊朝廷内外的劫狱暴动,这次暴动是在清政府财政支绌俸饷不能维持、八旗官兵的不作为致使盗匪猖獗的情况下发生的劫狱事件,此次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若干年清政府加强了对东三省的海防,并加强了对官吏和流民的管治。     

左宗棠西征筹饷与清廷战时财政调控

同光之际,为镇压西北民族起义和平定新疆内乱,左宗棠的战时筹饷活动为期较长。此一时期户部酌拨地位上升,与总署联袂实施军费拨解和筹借,军饷拨解筹济模式进入重要转变期。受国家防务形势巨变影响,海防与西征形成尖锐的争款局面,上海《申报》配合英国使臣对西征借款强力阻挠,淮军派系亦在背后加以牵制,致使西征举债障碍重重。     

左宗棠西征筹饷与清廷战时财政调控北大核心CSSCI

同光之际,为镇压西北民族起义和平定新疆内乱,左宗棠的战时筹饷活动为期较长。此一时期户部酌拨地位上升,与总署联袂实施军费拨解和筹借,军饷拨解筹济模式进入重要转变期。受国家防务形势巨变影响,海防与西征形成尖锐的争款局面,上海《申报》配合英国使臣对西征借款强力阻挠,淮军派系亦在背后加以牵制,致使西征举债障碍重重。     

晚清布特哈八旗贡貂"额丁"考

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改变了布特哈八旗计丁纳贡的传统,将索伦、达呼尔、摩凌阿鄂伦春正贡貂皮的征收对象,缩减为食俸饷官兵及1200名壮健无饷牲丁,免除了其余1575名无俸世职、贫弱牲丁的贡役,又以当年应贡3428人为"额丁",统计食俸饷人员的增减情况,据以确定之后历年的实际贡额.此举意在通过减轻税负来改善沉重兵役压力下三部人众的生计状况,藉以更好地发挥布特哈八旗的军事效能.咸丰九年(1859)、同治十一年(1872)、光绪八年(1882),1200名无饷牲丁渐改为披甲,贡貂终成食俸饷人员的专责.清末,因猎场丧失殆尽,布特哈捕貂生产停废,但清廷仍迫使其官兵照"额丁"购貂献纳,贡貂遂由针对生产活动开征的正常赋税,蜕变为赤裸裸的掠夺手段.     

清朝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后,东南各省军费浩繁,应解贵州的协饷欠解严重。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道府州县等实官收捐权收归户部,但在三年后允许贵州省继续开办,贵州省借机办理隔省捐输,赴外省推行实官捐以抵充协饷。贵州先后在湖南、四川、湖北、广东、广西、江苏、山东等省设立黔捐局,至光绪五年(1879),捐输所得超过2170万两。探究这一时期的贵州隔省捐输情况,可以看出作为传统财政收入的捐输在晚清财政体系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可以透视清廷调剂省际财政的努力及其实际运行。     

晚清机铸金币——饷金一钱、二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疆布政使王树楠看到西方列强多采用金本位制,而新疆财政专恃协饷,遇有协饷不足且不能按时汇到时,即无法应付。又因帝俄以其金币居奇,而新疆本地亦产砂金,于是于五月奏请采购砂金试铸金币,“辅助饷糈之不济,顾市面之流通”,故币名“饷金”。铸币工作由王树楠派巡检蔡世长等四人,在迪化城外水磨沟机器局督匠铸造。当时铸造的金币分一钱、二钱两种。     

《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一书读后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史志宏先生的新著《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是经济史学界不多见的基础性成果。银库是清朝户部三大库藏中最重要的库藏,“为天下财赋总汇”,堪称当时封建王朝的“国库”。清中央政府以“京饷”的名义,将各省所征田赋、盐课、关税、杂税等项收入除去本省存留和省际协拨外全部集中于户部银库,用来开支京师的兵饷、官俸、役食及各项行政费用。     

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与库存数量新探

正清代户部银库负责收储各省在留支与协济之外解交户部的余剩银两,在康熙中叶至道光季年之前,其库存一项长期保持在一千多万两至八千余万两之间,成为全国财政储备金的主体部分,在整体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廷很快陷入入不敷出、库储殆尽的绝境。由于战争期间各省例行呈报的收支报销册籍或者焚于战火,或者展限,未有呈报户部者甚多,但户部银库的黄册造销并未有间断,因而在关于咸丰时     

吉林永衡官帖

吉林永衡官帖胡学源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吉林将军延茂为抵制羌帖,制止私帖泛滥,在吉林省城创设永衡官帖局,开始发行吉林官帖。“永衡”二字为求“市价永久衡平”之愿。延茂于光绪二十五年启奏关于吉林永衡官帖局的奏文中说：“……由库存六分平奏留接济俸饷下...     

清代咸同年间湖南东征局兴废考析

清代咸同年间,曾国藩挥师东征太平军,因户部库储空虚,酌拨维艰,不得不自筹军饷.为此,曾国藩精心策划,在两湖督抚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在湖南设立东征筹饷局这一临时性机构.东征局创办数年,济饷成效显著.湘军攻克江宁后,曾国藩筹划撤局,却因多省觊觎局饷,最终局名虽裁,而厘税加征做法却基本保留.东征局这种祖制之外的权宜机构,其兴废历程揭示了晚清战时财政运作备受牵制的复杂面相.     

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

明代"播州之役"所用军费(以白银计)史籍大致有三种记载:一为三百余万两,二为二百余万两,三为一百余万两。本文认为该役共筹措军费449万余两,至战役结束时共花费252万余两,善后开支在110万两以上;开销的军费中,源自户部的有120万余两。     

也说朱兰奏“刻玉为币”

《安徽钱币》2008年第一期载文披露了咸丰元年十月詹事府少詹事朱兰的一件奏折,朱兰提议就新疆所产之玉分割运京,刻玉为币,以解财政困难。奏折后面有咸丰的朱批“户部一并妥议具奏”,文章并说,“从现存清代档案中未能查出‘具奏’的记载”。其实户部还是“妥议”了的,在文档中可以查得出来。     

克勤郡王铸钱初考

克勤郡王铸钱初考李宪章一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户部及各省始铸大钱。所见宝泉局咸丰大钱有在钱背“当”字两旁铸左月右星者不同一般。此钱谁铸？据（清）鲍康在光绪二年所著《大钱图录》在咸丰大钱当五十幕有星月者图旁加注：“咸丰重宝当五十钱制较小幕有星月克勤郡王...     

乾隆年间新疆协饷拨解及相关问题

饷,始指军队官兵的薪金,后延伸为国家调拨的军费,称为军饷。1759年清统一新疆后,在当地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军府制,以伊犁将军为总汇,统辖天山南北两路。由此,新疆的军饷即具有了驻军与行政开支的双重意义,国家调拨的饷银成为地方驻军与行政费用的综合来源。由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加之实行轻摇薄赋的政策,新疆地方财政税收无法承担其军政的经费开支。清政府曾在全疆各地推广屯田,经营牧厂等,以解决新疆军政费用的支绌。但大宗经费开支,仍仰靠中央及内地省份协济。为此,清中央每年拨解协饷,以支持新疆军政经费的开支。自…     

大清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清末币制改革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设立的户部银行正式成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清政府将其定位为中央银行.户部尚书载泽在奏折中曾明确指出:"户部银行,即为中央银行."[1]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改名为度支部.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度支部奏请将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大清银行成立后,资本金额大幅扩充,...     

宝巩局重宝当百系列咸丰大钱

众所周知,咸丰年间铸大钱,户部是有定制的。小平称通宝,当五十及其下称重宝,当五十以上称元宝。由于福建省自行决定铸大钱的时间早于户部颁行的时间,故宝福局铸咸丰大钱的特征独树一帜。其它各局均循户部之制铸行,并无异样。     

清代嘉庆时期的新疆协饷运作及政策讨论

嘉庆时期,在全国财政日趋支绌的背景下,作为协饷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协饷在运作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围绕如何节省新疆的协饷支出,清朝廷与甘肃、新疆高级官员展开了多次讨论。就结果而言,除岁需协济规模稍有增加外,新疆地区的协饷运作前后变动不大,基本以延续旧制为完结。与此同时,新疆地区在财政层面无法自给的内在限制与脆弱性开始显现,且始终没有获得解决或者纾解,为此后道光年间"回疆"地区的边防与治理危机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