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

邢:您与顾准是好朋友,想请您谈谈和顾准交往的前前后后。吴:顾准1956年和1962年两次进经济研究所。其实只是在他第二次来所,特别是1968年在河南明港干校,我们才相熟而且相知起来。顾准第一次来所,是在建筑工程部洛阳工程局和部财务司担任几年行政领导工作以后,想退出实际工作,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就趁当时“充实文教战线”的机会,调到经济     

论胡适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

胡适1927年5月自日本回到上海,他的好友,理想主义的浪漫诗人徐志摩正在筹办新月书店,创刊《新月》杂志。胡适归来,徐志摩马上拉他入股,任董事长。     

关于丁玲——张凤珠访谈录

邢：最近一段时间,我想围绕文学研究所的问题,做一些调查。创办文学研究所是丁玲建国后做的一件重要的事,也是所谓的“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个“罪恶”的渊薮。顺便也请您谈谈丁玲。因为您毕竟给她做过秘书。 张：我退下来以后,有一种放松感,对过去的事情想得不多,也不愿多想了。有同志说,你经历了那么多,应该写一些。我是不想写,也不愿多谈。 我是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的学员。 邢：听徐刚说,第二班来了以后,丁玲给了他一个精神,说这个班主要是思想改造。所以就派了几个人比如刘真、玛拉沁夫,还有您到这个班,意思是掺沙子。 …     

关于铜鼓起源的论争

铜鼓是铜与锡、铅的合金铸造的一种打击乐器,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历史文物。其形状是“上宽而中狭,下则敞口”。有的铜鼓面部附有青蛙塑像,又称蛙鼓(图一)。民间根据一些历史传说附会,或称伏波鼓,     

关于三峡工程论争的历史回忆

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历时几十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50年代的论争1959年,当时我们刚刚开始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并着手考虑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同志总结了当时的工作成果,在《中国水利》杂志第5、第6期上,连载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的文章,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治理开发中的作用和地位,二是在进行长江流域规划的同时,要对三峡工程的设计展开深入研究,其中也谈到了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最高为235米）以及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的问题。9月…     

关于箕子东走朝鲜问题的论争——与阎海先生商榷

本文就阎海《箕子东走朝鲜探因》一文提出商榷：一驳箕子朝鲜“辽西说’,对(己其)侯亚(七矢)青铜器、朝鲜地望、青铜短剑三个问题进行驳论。二是驳箕子朝鲜为“殷商王朝余脉说”,指出箕子走之朝鲜是为实行其道——政治理想;半岛为古之辰国,曾是殷商先王开辟的海外属地,箕子远走海外,以开辟新天地。     

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龚育之访谈录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纪念历史决议通过二十周年,我们特地采访了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龚育之同志。历史决议以完成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而载入史册     

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国情的一场论争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关于中国国情的一场争论。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场“论战”,无论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都有其重要影响。 近几年已有一些文章论及此问题,本文仅就这一“论战”的性质、内容、作用和影响,作一补充性的论述。     

吴敬琏的教育诗

吴先生的经济学体系宛如一首教育诗,他一个人做着开启民智,也开启官智的工作许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吴敬琏先生为我们叙说的顾准去世场景。     

我与前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的论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有一件憾事,回想起来愈益感到放不下,觉得必须写点东西作一个清算和了断。那就是当年撰文批判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卡德尔,批驳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     

关于《雅科夫列夫访谈录》

为中国社科院翻译《雅科夫列夫访谈录》（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 ИЗЪРАННЪЕ：1992-2005,以下简称《访谈录》）犹如苦熬“精神炼狱”。     

正确看待建国后对计划经济的探索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核心问题。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对此进行了探索,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经济政策”。我们党的八大决议也确认过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     

俄罗斯学界关于米罗洛夫社会史观的论争

在当代俄罗斯社会史学界,米罗洛夫首次将人体测量学资料——身高和体重数据,作为研究俄国居民福利状况的历史文献基础,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他通过自己的独到研究,证明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提升了俄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男女平均身高明显增长,俄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成功的;俄国社会的危机是成长与发展危机,并非必然导致革命,仅仅为革命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米氏观点一经问世,引起了俄罗斯乃至国际史学界的大讨论,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他颠覆了苏联时期史学界关于俄国人民生活贫困、社会极端不平等的僵化认识;他对长时段俄国社会史所作的全方位考察和独到研究,对全面认识俄国史贡献巨大。批评者认为,他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捍卫者,其观点自我矛盾,对俄国历史很多原则性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他关于俄国农业经济顺利发展的观点,严重与历史事实不符;关于俄国现代化的结论缺乏层次感等。毋庸否认,米罗洛夫的鸿篇巨著难免有所不足,但是,他所建立的认知新模式,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将是历史学家的重要借鉴。     

清末关于“无夫奸”的思想论争

清末修律中关於“无夫奸”的思想论争颇为激烈,引起朝廷、督抚、资政院以及报刊传媒的广泛关注。论辩双方甚至人身攻击,并各引外援,组织政党,可谓清末思想变迁史上的难得案例。不过既存研究往往囿於传统“礼法之争”的论述框架,过於强调西方法理和中国礼教竞争的一面,忽视中与西、新与旧等因素其实可以并存於同人同事。论辩双方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时人积极参与讨论,其旨趣也往往不在法律本身,而是关注时政和国家的未来。其中的收回法权问题始终制约着论辩双方的思路,礼教的地位因为可能影响到国权而受到质疑,对於五四时期的思想道德革命不无引发之功。     

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

中国经济体制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就经济运行来说,经历了一个由计划与市场并存向计划经济转变、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中国在50年代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除主观认识因素外,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府动员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后的20年里,尽管它在集中资源加快独立工业体系的建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基本保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但是它最大的缺陷是不能长久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高效率,而这正是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的真正原因。     

耕耘与求索——吕遵谔先生访谈录

吕遵谔先生,1949年入学北大,1953年留任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50多年来,吕遵谔先生一直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人才培养、发     

吴敬琏:知识界的良心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这段话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吴敬琏教授70寿辰暨从事经济学研究50周年研讨会上的开场白,是一位经济学家发自肺腑的声音。     

侵华日军山田支队士兵战场日记与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历时３个多月的血腥大屠杀,其中有组织集体杀害的达１９万余人,分散杀害由各慈善团体埋尸者达１５万余人。１９４６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刀尖上的舞者——吴敬琏盘点民营发展历程

经济学家吴敬琏近年来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认为,认真总结近年来民营经济向好发展的诸种因素是开启中国经济亮点的重要工作。在接受本刊特邀记者专访时,吴敬琏特别分析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典型范例浙江和江苏,并分析了民营经济在温州、台州以及苏南繁荣的深层原因。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典型的范例是浙江。浙江的民营企业首先是从自然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比较差的温州和台州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土地贫瘠,资源     

民国初年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论争

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治出现了种种问题,招致人们的批评。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利用此种批评,称共和制易造成内乱,不适合中国,而君主制则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利于秩序的恢复与立宪政治的建立。由此引发共和派与帝制派的思想论争。在论争中,共和派揭破了帝制派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面目,捍卫了共和民主的价值,并提高了自身对于共和政治的认识,对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能给予理解,对中国建立共和民主的艰巨性、长期性,也有了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