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士大夫乌托邦幻想的消失——以《唐传奇》《花间词》歌妓形象为中心的考察

恩格斯认为＂：古代所仅有的那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1]即使在包容开放、胸襟博大的唐朝也不例外。唐代士大夫将自己的＂歌妓情结＂,变成一种《唐传奇》歌妓形象包蕴的乌托邦幻想。反映了其婚姻重门第、尚冠盖,并直接与仕途相关的现实。而这种乌托邦压抑被晚唐士大夫转化为《花间词》中的肉欲宣泄与释放时,则复原了晚唐末世的到来和商品经济及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的真实状况。     

《鸿山乐器五说》驳议——兼论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

我国古代乐器的研究分为"乐名、乐悬、乐礼","乐名"即音乐文物的定名。我国古代乐器可分为中原系统和南方系统,越国乐器即南方系统的代表。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了陶瓷音乐文物400余件,由于《鸿山乐器五说》用杜撰之辞对鸿山乐器进行更名,从而造成了南方乐器定名的混乱。本文遵循"名物学"的要旨,对《鸿山乐器五说》进行了驳议,并就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进行了探讨。     

以作品《小白菜》为例浅谈声乐演唱艺术中情感的表现

声乐演唱艺术是最情感化的艺术。情是一切艺术之所以感人的根茎,情感是歌唱艺术的灵魂。歌唱时只有做到了声情并茂,才能发挥出作品的全部艺术感染力。本论文结合作品《小白菜》,浅谈声乐演唱艺术中情感的表现。     

论萨迪的语言艺术——以《真境花园》为例

波斯著名诗人萨迪的《真境花园》是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其诗句富含哲理,使人受益匪浅。其中所隐含的有关讲话的道理,更是富有现实意义,对如何运用语言进行交流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博物馆学“好论文”探析——以《博物院》杂志为例

随着文博事业的发展,博物馆学术期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文章以《博物院》为例,从编辑的角度探讨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对行业学术期刊提出的要求和博物馆学期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博物馆学术期刊的"好论文"必须要有理论基础,以及敏锐的洞察力、独特的视角和跨界思维的能力,并与博物馆实践紧密结合,能够解决博物馆行业的某一类问题,为博物馆行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略谈清代小说家对科举制度的反思——以《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为例

科举取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然而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古板的＂八股取士＂逐渐丧失了其积极意义,沦为伤害读书人乃至全社会的毒瘤。《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之作者蒲松龄、吴敬梓都经历过科举,作家的痛苦经历使得他们能够痛定思痛,对读书人整体的精神世界做出真实的反映。     

论综艺娱乐节目的民族性和国际探索之路——以《天天向上》为例

大型礼仪公德脱口秀节目《天天向上》是由湖南卫视打造的王牌节目,节目生命力之强劲原因在于其传统文化和国际化视野的有机融合。又赋予时尚、潮流元素及当下热门看点、话题。是综艺娱乐节目中的典范。     

基于游客情感体验的旅游演艺产品营销推广策略研究——以《魅力湘西》为例

面对以游客为中心的旅游新业态,旅游演艺产品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生命力成为当前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从游客情感体验角度出发,以《魅力湘西》这一典型旅游演艺产品为例,借助内容分析和文本挖掘法分析旅游演艺产品中的游客情感倾向,提出基于游客情感体验的旅游演绎产品营销推广策略,建议从增设情感元素、丰富情感体验、重视情感参与等角度提高旅游演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期为旅游演艺公司更好地开发和营销富有情感体验元素的产品提供借鉴。     

论巴金小说的死亡悲剧艺术——以《激流三部曲》为例

巴金小说《激流三部曲》有着浓厚的悲剧意蕴。巴金笔下的悲剧,可分为个体生命的死亡悲剧、个体性格的死亡悲剧和整个＂家＂崩溃灭亡的悲剧。在作者抒写死亡悲剧的背后,有对旧制度的憎恨,也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美的追求。     

论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以《沧浪之水》为例

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以细腻入微的笔法叙述了医药学研究生池大为从大学时期到参加工作二十年间的心路历程——从坚守到怀疑再到放弃,真实地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的心灵挣扎。本文试图就这一主题进行剖析,探究当代知识分子如何才能突破这种生存困境。     

补《全元文》缺字百例——以石刻文献资料为据

《全元文》中的部分篇目,收有以"□"代替的缺字。笔者在整理《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的相关内容时,发现许多与《全元文》所收文章内容相同的篇目,其中有些篇目由于版本不同,可以补充《全元文》当中的一些缺字。此外,在整理过程中还发现了《全元文》中的少量脱字现象,在此一并整理出来。     

浅谈金庸小说的历史小说特点——以《鹿鼎记》为例

金庸小说一直以武侠的形式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其作品相比于其他武侠小说有着引人注目的独特之处,厚重的历史感就是金庸小说不可忽视的一个特点。如果从历史小说的角度来看金庸武侠小说,会发现,金庸小说中有着历史小说的诸多特点。     

瞿秋白的办刊思想——以《新青年》为例

1923年6月,从苏俄归国后的瞿秋白任《新青年》季刊的主编,着手筹备《新青年》的再次出版发行。这是瞿秋白主编的第一份党的刊物,至1926年终刊,《新青年》季刊刊载了大量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科学理论为目的文章,这些文章背后体现了瞿秋白新闻思想的雏形,是他日后创办党刊、党报的思想基础,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道骞《楚辞音》对《文选》版本的校勘价值——以《离骚》经及王逸注为例CSSCI

敦煌发现的道骞《楚辞音》残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在《离骚》经方面的文献价值有三:一是异文,其中既有未见于其它版本的异文,也有虽见于他本,而《楚辞音》可对其有所佐证的异文。二是破除通假,还原本字,这一类以"某字宜作某"的形式出现。三是辨析异文,定夺是非。《楚辞音》在王逸注方面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提供了一种早期文本形态,并对《文选》各版本王逸注起到无可替代的佐证作用,同时也使王逸注在流传过程中的历史面貌有了更为清晰的展现。     

黎锦熙的语言政策思想——以《国语新文字论》为例

文章以《国语新文字论》一书为例,系统阐述黎锦熙的国语运动思想和语言政策理论,将黎锦熙提出的“国语广狭五义”“国语新文字”等观点逐一剖析,认为五六十年代国家的文字改革措施与黎锦熙的主张,在基本格局和主体思想上是一致的,并深入探讨其观点对于中国当代语言政策乃至世界语言政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论西夏偈颂的诗化——以西夏文《贤智集》为例

西夏持续不断的译经活动以及大量汉文佛经的翻译,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已经诗化了的汉文偈颂对西夏偈颂翻译的影响。这种影响进一步延伸至偈颂的创作领域,但并未偏离偈颂的一般范式,而是依循着偈颂基本的特性又有所发展。《贤智集》中的三篇颂所展现的诗化现象,是偈颂文学在持续交流活动中被西夏继承于书面的产物。     

儿童经典诵读之我见——以《三字经》为例

儿童读经运动持续升温,而学术界对此一直存有争议,不论是提倡还是反对,都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本文以《三字经》这一经典儿童启蒙读物为例,讨论儿童亲近传统经典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也强调诵读本身必须符合现代儿童教育理论。     

从出土文献谈《诗经·国风》的诠释问题：以《关睢》为例

通过研究上博《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以及其他各种早期资料中关于《关雎》的讨论，本文阐明，在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对这一文本的理解与《毛传》和西汉《三家诗》中的诠释相当不同。这种早期的诠释将《关雎》与传统上被认作“淫诗”的一些文本——尤其是《郑风·将仲子》和《陈风·月出》——联系起来。此外，本文提议就《国风》整体而言，《毛传》不仅仅是对一部已存在的公认的《诗》的原始文本的诠释，还同时通过其选字、训诂注释和《小序》的整体效果，决定文本的字词与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在摒弃《小序》的同时还继续接受《毛传》的训诂注释；我们也不能依靠《毛诗》和《毛传》来决定在《孔子诗论》一类文本中讨论的《国风》的字词与意义。     

论老舍小说脱离油滑的创作新局面——以《骆驼祥子》为例

作家老舍的价值在于他的创作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除了小说创作外老舍一生还创作了大量的剧本、散文、诗歌(新式之外包括歌词、古词和旧体诗等),他的作品几乎什么形式都涉及了。已经出版的《老舍文集》19卷,总共有一千万字之多。可以说,老舍的作品的确称得上是"经典":它的一以当千的无可争辩的分量,他在历史上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无法逾越的典范性、代表性,都值得人们再三回味,可以不断感受、不断验证,不断有新的发现,即所谓说不完的莎士比亚,具有永恒的魅力。     

民国时期女学生媒介报道研究——以《申报》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前十年(1928—1937年)政权统一,训政时期下的社会得到一定发展,西潮对知识分子的洗礼以及本国教育的发展使得女性成为社会舞台的活跃者,《申报》作为当时上海影响力最大的商业报纸也开始对女学生进行大量的报道,但是,在动荡的民国年代,报纸对女学生媒介形象的塑造与当时的社会是紧密联系的,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