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时期重修莫高窟第61窟原因分析

敦煌莫高窟第61窟(当时称"文殊堂")营建于五代,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主室西壁通壁绘五台山图,被认为是敦煌的"文殊五台山道场"。西夏统治敦煌时期,重修此窟甬道,新绘制了炽盛光佛经变。对以文殊五台山信仰为主题的第61窟进行重修,反映出西夏人重视五台山信仰的特点,而炽盛光佛也是西夏时期流行的造像题材,说明西夏在重修时也引入了自身信仰的新的美术题材。西夏重修第61窟体现了西夏在洞窟重修方面新旧兼顾的特色。     

敦煌写本P.3973《往五台山行记》残卷研究

本文通过敦煌写本P .3973《往五台山行记》残卷的研究 ,探讨了该文书与《诸山圣迹志》的关系 ,以及该文书所反映的晚唐五代敦煌与五台山之间的北方交通路线 ,敦煌僧侣巡礼五台山及其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等。笔者由此认为敦煌与五台山关系密切 ,五台山佛教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具有重大影响。     

宾头卢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传

宾头卢信仰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流行的佛教民间信仰之一。本主要利用敦煌书,结合传世献,对宾头卢信仰的源流传播及在敦煌的流传情况作了系统论述。     

五台山文殊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传

五台山殊信仰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盛行的佛教民间信仰之一。本主要依据敦煌献,结合考古资料及传世献,对五台山殊信仰的兴起及其在敦煌的流传情况试加探讨。     

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

西夏统治时期,文殊信仰流行,尤其是文殊信仰所具有的护国、护王功能,对西夏统治者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成为包括西夏在内东亚地区佛教信徒所崇拜的对象。五台山信仰在西夏建国之前即已流行,德明、元昊都曾遣使朝拜五台山。1038年,元昊脱离宋朝自立,建立大夏国。此后,夏宋对峙,时常处于战争状态,西夏统治者无法再朝拜五台山,即使西夏僧徒前往五台山朝拜也会困难重重。于是,西夏统治者效法辽朝及朝鲜、日本将五台山移入本境的做法,依据五台山寺庙的样式,在贺兰山中新建北五台山寺。该寺具体地址史无记载,但考古学证据显示,其地大致在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一带,建成时间当在元昊统治时期。作为西夏皇家寺院,该寺人才辈出,涌现出不少名僧,编集并翻译了多种佛教典籍。其中,北五台山寺高僧杨智幢被称作"国师",体现了该寺所享有的崇高地位。     

炳灵寺文殊题材与文殊信仰初探

文殊信仰是佛教中的重要信仰之一。炳灵寺石窟各历史时期的洞窟中,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石窟中文殊题材更是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以清晰的脉络完整地折射出了文殊信仰从印度到中国,继而又从中国到印度的长期演绎、发展、传播的历史过程。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新考——以莫高窟第61窟为中心

归义军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史无前例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     

信仰的功利化与佛教的入世化——佳木斯佛教信仰状况研究

佳木斯地区有大小佛教寺院十座,出家僧尼一百三十余单,皈依居士数以万计。佛教信徒的信仰目的各不相同,大多数信众的信仰具有某种功利性和实用性。各寺院宗教活动普遍积极入世,参与社会生活,贡献社会。佛教事业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是佳木斯市佛教协会的宗旨,也是佳木斯地区佛教界的发展方向。     

简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

本文把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问题分为三期。汉晋之际,初居敦煌的大族主要独尊儒家文化,他们并未真正信仰佛教;十六国时期,他们在尊奉传统儒家文化的同时,开始接受佛教,在思想信仰方面儒释兼行;北朝时期,其佛教信仰有了长足发展,且有压倒儒学之势。这个时期,敦煌大族的思想信仰和文化代表了敦煌宗教文化的发展方向。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源流与艺术风格——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之三

吐蕃的统治带来了敦煌图像史上的巨大变革,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敦煌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地追求两京风貌,在艺术上出现了多种异域题材与风格。此时的吐蕃正处于佛教的前弘期,多种佛教信仰流入吐蕃,吐蕃在佛教上呈现多元化的倾向。相应地,吐蕃治下的敦煌佛教也带上了多元化的特征,这一点在密教艺术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以往,对吐蕃时期敦煌异域风格的作品往往概称之受印度波罗风格的影响,实际上在此时的敦煌几乎找不到一件纯粹的波罗风格的作品,绘画品往往呈现出多种风格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吐蕃统治的后期。     

浅析民俗佛教——兼谈世俗化与民众化的认识

传统宗教学往往立足于各大宗教与政权建设的关系及宗教自身的发展等问题,而忽视宗教在民间的发展状况,佛教也不例外,但随着官方主宰下的大传统佛教文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间佛教信仰及边缘化佛教信仰的研究.因为在关于中国佛教分类方面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共识,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其研究角度的不同对佛教进行了或细致或粗略的分类,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看法:许理和先生把中国佛教分为"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民众佛教",顾伟康先生把中国的佛教分为雅文化层次的"经典佛教"和俗文化层次的"民俗佛教",李四龙先生认为中国的佛教可分为学理型佛教和民俗佛教.     

甘肃省西和县法镜寺石窟调查与研究

法镜寺石窟是陇南市境内开凿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石窟之一。现存24个窟、可见造像(含残骸)19身,清康熙、雍正年间碑3通。石窟始凿于北魏中晚期,其开凿与古代少数民族活动有某种联系,或与仇池国有关。法镜寺自古佛教活动兴盛,石窟所在的石堡乡"五台山"之名当是在崇拜文殊菩萨、渴求巡礼五台山的背景下产生的。而法镜寺的中心柱窟则体现出佛教石窟艺术由印度风格向中国风格的转变、石窟开凿的大体年代,北方丝绸之路和陇蜀祁山古道对于佛教及其石窟艺术传播的重要性。法镜寺石窟保护现状堪忧,建议有关部门进行修复、保护、研究、开发。     

佛教核心教义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历了整整两千年,已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不断适应中国土壤和环境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对中国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的教义。一种宗教,只有教义被大众广泛接受,改变了大众的思想甚至灵魂,才能广泛传播,影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民众的信仰。佛教传人中土后,其教义中的普度众生与救世济民、轮回转世与天堂地狱、功德与功德转让等核心思想深深吸引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民众的信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民众的信仰内容、信仰方式和信仰手段,这也是佛教在中土广为传播并被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夏仪式佛教的图像——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巡行图的几点思考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北壁两铺大型炽盛光佛巡行图壁画,作为后期重绘的壁画,对其时代的判定有元、西夏两种观点,其中持元代说者以"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为代表,但经仔细观察画面细节,作些辨析,持主流意见的西夏说更能成立,而由西宁王速来蛮主导营建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作为炽盛光佛变相的特例,画面反映出来的炽盛光佛巡行和本地僧团送、迎的场面,是重绘壁画时受西夏仪式佛教影响的结果,是西夏佛教重实践、重仪轨的图像记忆。而炽盛光佛星曜信仰浓厚的国家倾向,结合西夏佛教的官方特色,以及西夏时期沙州所处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到西夏人在第61窟的重绘活动,实际有地方官府和佛教界对国家和地方消灾祈福的强烈表达。     

敦煌契约文书所见民众佛教信仰

唐宋时期敦煌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世俗化,虽然僧人学有所宗,不同宗派佛教经典的译注、诠释有所不同,但民众所学所用却是无宗无派的世俗佛教。业报轮回、因果报应等原始佛教思想在为民众所知的同时,也改变了民众对生死的认知模式和日常生活方式,呈现了敦煌地区民众佛教信仰更真实、丰富的层面:一方面,民众重新审视生离死别,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积德行善等行为祈愿后世安乐;另一方面,佛教思想也对民众日常行为起到了一定约束和规范作用。     

民间宗教的互异与包容——以莆田地区妈祖信仰与佛教信仰为例

妈祖信仰是产自福建莆田地区带有地方巫觋特色的民间信仰,始于南宋,至今已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宗法性宗教信仰的体现。佛教自汉朝始传入中国,经过将近两千多年的磨合,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信仰体系,并且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上产生了广泛而深邃的影响,成为最具有宗教性质的思想形态。由于佛教教义补偿了人性中对超世境况的某种渴望,于是成就了它作为异质文化的魅力。多民族的华夏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融合性,原始宗教性质的民间信仰也能在这样的文明背景下与异质宗教文化相互交融,不断改造自身教义神格,使之适应民众需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莆田地区妈祖信仰和佛教信仰的调查分析,从冰山一角窥探中华文明相互包容的和谐共生性。     

游走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唐五代宋初敦煌命算信仰与佛道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普遍关注,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占卜术数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佛教的世俗特征,可以说是拓展敦煌佛教世俗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学术思路。抄写于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占卜文书,据黄正建先生统计大约有274件左右,内容丰富多样,是研究占卜、佛教关系的重要资料。但在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长期存在某种理念偏差：已有研究往往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来定性敦煌占卜文书,过于强调其宗教归属的的单一性,缺乏对文书中多重宗教因子的细致分析,从而不能再现世俗信仰与道教、佛教等宗教在中国古代及敦煌地区长期并存融通的历史事实。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在对敦煌写本宅经的研究中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展示敦煌各宗教因子在大时段中（唐五代宋初）混通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它们各自在吐蕃占领前后存在状态的升降变迁。     

探访西五台山

天下名山大川多矣,以＂五台山＂命名者,更是不胜枚举。提起五台山,或许人们会想起两座久负盛名的五台山,一座是雄踞中国佛教名山之首、世界五大佛教圣地之一的山西忻州五台山,一座是号称＂京东第一山＂的天津蓟县东五台山。     

北凉时期敦煌民间杂密信仰问题考察——以北凉石塔为中心

本文主要从石塔供养人及其发愿目的、石塔修造者、佛教结社、石塔存放处所等方面来考察敦煌杂密信仰的民间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表明,北凉时期,杂密信仰在敦煌民间十分流行。     

公元八至九世紀敦煌壁畫“文殊及侍從圖”中佛教節日主題元素

根據敦煌吐蕃占領時期的寫本可知,每年二月初八日在敦煌當地都舉行盛大的"行像"活動。在莫高窟八至九世紀的《文殊及侍從》圖中,文殊的侍從人數較此前同類題材明顯增多。特别是第159窟的侍從人數多達二十九身。如此龐大的侍從隊伍及其背景中華蓋、幡幢等圖像元素均反映了敦煌地方佛教節日的主題。本文試圖圍繞莫高窟第172和159兩個洞窟《文殊及侍從》的壁畫,通過文本文獻與相關壁畫中圖像間的對照研究,對公元八至九世紀敦煌的《文殊及侍從》圖中的佛教節日主題元素加以解讀並闡釋其象徵性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