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中心城市和城镇体系布局

三峡库区是因水坝--电站建设和移民安置引起社会经济结构显著变化的特殊区域。其鲜明的区域个性要求有与之适应的城镇体系,其开发性移民导致的显著提高的非农化势能则要求有超常的城镇化进程。为此比较分析了库区中心城市的最佳区位,提出库区城镇体系布局的具体方案和城镇分区意见。     

地方志中关于三峡工程库区外迁移民安置的书写

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安置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战线时间长,涉及人口数量多,情况复杂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库区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城镇移民和农村移民,而以农村移民为主。农村移民中,重中之重是要解决好外迁移民的安置问题。农村外迁移民安置的政策和资金使用等,由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统一进行规划,再由相关省、市、县具体落实,各地实施过程中情况或多或少会出现差异。新编地方志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外迁移民安置的内容,既是深入研究三峡工程库区农村外迁移民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也为从区域史角度探讨农村外迁移民安置问题提供了依据和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金寨梅山水库移民安置研究

梅山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之一,涉及3万多名移民的安置。在移民安置过程中,梅山水库移民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前期试点与宣传动员,政策层层推进;统筹兼顾群众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梅山水库移民安置的经验对全国其他库区移民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加拿大中国移民创业模式新探

论文在有关加拿大中国移民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移民经济适应行为的视角,对移民群体特征及其所面临的机会进行了分析阐述,并提出了一个移民自主创业的分析模型。该模型将移民自主创业行为区分为四种模式,即族裔经济、一般企业、海归企业和跨国创业。随着市场环境、母国政策及企业自身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移民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可能表现为在几种模式之间的过渡或跃迁。对移民经济行为的研究,需要突破传统的族裔经济的视野,把移民的经济参与放在一个社会经济日益开放、国际社区间联系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     

宋代以来客家移民开发岭南西部边疆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宋代以来客家人向岭南西部边疆的不断迁移,充分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岭南西部的经略方向和经济开发进程。随着客家移民的触角从早期的桂东南逐渐延伸到北部湾沿岸、桂西南沿边和桂西边缘地区,在人口增长和生产技术的推动下,岭南西部的经济开发经历了一个从东至西、从腹地到沿边地带推进的过程。在此客家移民、经济开发与王朝的边疆经略相契合,而客家移民无疑是主体,在王朝经略岭南西部、开发和巩固岭南边疆、实现岭南西部边疆地区＂内地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矿业移民与西南地区社会变迁的个案分析--以广西合山煤矿开发及移民为例

近代以来。西南地区的矿业开发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这种矿业移民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的全面发展。位于广西中部地区的合山市是一个新兴的能源工业城市,也是桂中汉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由于独特的经济开发进程,舍山汉族的移民高潮与合山煤矿的开发基本同步,汉族移民主要来自本自治区东南部各县,形成了以合山矿务局为中心的汉族人口聚居区。移民与当地壮族和其他早期汉族移民之间的整合在经济、文化层面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这种独特性体现了近代以来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轨迹。     

国际移民创业与族裔社区建设——以美国洛杉矶华裔和韩裔经济为例

论文基于美国洛杉矶华裔和韩裔经济的个案研究,从社区的视角审视国际移民创业的效益,剖析移民创业对社区建设的影响。论文认为,国际移民创业的效益,不仅体现在创业者个人的经济收益及族裔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在非经济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溢出效益。移民创业有助于强化族裔社区的机构完整性,吸引同族中产阶级回归,营造一个独特的族裔社会环境,从而促进族裔资源的再生产,支持族群成员的社会融入。创业对移民的向上社会流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济移民与台湾开疆——从蛤仔难推进行政建置试析清代对台筹边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

台湾地区的开发与行政制置是由经济移民开始,进而建府立县,其演化具有和平的和包融的特点。蛤仔难从经济移民到宜兰厅、宜兰县的建制便是台湾疆土开发和治理过程的缩影,为认知今日台湾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有益启示。     

辽代移民辽西及其影响探析

辽代向辽西地区移民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辽朝建国前后的50年(901—951年)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统治的时期(982—1031年)。辽朝统治者移民至辽西其目的前后有别。辽太祖、太宗时期的移民辽西主要目的在于开发契丹腹心地区,辽世宗统治时期的移民活动旨在充实耶律倍家族的领地——医巫闾地区。辽圣宗统治时期的移民既着眼于辽上京、中京地区的经济建设,也有稳定和协调各方面力量的政治考虑。到辽代后期,辽西地区呈现"城郭相望"的局面,交通环境明显改善,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也对辽朝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辽西地区的民族杂居局面也有利于辽代社会的稳定。     

从日本到欧洲:民国时期青田对外移民的路径转移

论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青田人赴日谋生、20世纪20年代日本经济危机及排华政策对青田移民的限制、日本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和中日交战对青田侨民的影响等方面,对民国时期赴日及旅日的青田华侨移民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青田移民路径转移问题进行研究。论文认为,日本一度是青田人最为重要的聚居区,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驱逐华侨的政策及其侵略行径使得青田赴日人数逐渐减少,转赴欧州谋生。但是移民先驱们已经形成了的"连锁移民"通道与人际关系网络所提供的便利,使得青田人赴日谋生这一移民惯性一直延续到了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日本经济环境的恶化和中日交战的影响之下,青田民众仍连续移民日本,已经很难简单用"推拉理论"的市场导向和经济理性选择来解释。连锁移民一旦启动,不会因推拉因素的改变而戛然停止。     

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

清末民初是天主教在陕北地区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当时陕北23个县中有天主教传入的占19个,广大农村是传教士传教的主要地区,清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即1901至1911年是陕北天主教发展的高潮期。陕北地区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与山西之间的37·5°N~38·5°N间呈东宽西窄的横楔形区域内,形成了一个天主教堂分布的相对集中区,其中又以西部靖边、怀远(今横山)和定边三县为天主教势力集中的重心所在。县域内天主教堂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本文主要依据相关地方史志,简要说明清末民初天主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过程并初步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     

明清时期潮州粮食供给地区及路线考

明清时期, 潮州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粮食日益不能自给, 不得不到本地区之外购买粮食。随着粮食需求的不断增大, 江西赣州, 广东雷州、琼州、高州, 福建厦门、台湾, 东南亚暹罗、越南等国先后成为潮州粮食的供给地。粮食供给地的变化, 引起贸易路线的变迁。潮州粮食贸易亦与潮州华侨出国有很大关系, 潮州的粮食贸易形成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规律。     

试析金代中都路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以金代中都路地区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对区域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和空间布局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本文认为,金代是北京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随着金代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都路城市群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同时,金中都地区政治格局的改变、社会经济的进步以及交通格局的改善也使中都路城市群在地域结构上出现新的变化。在空间布局上,区域城市群呈现出以交通道路为骨架,按照河流流域组团分布的格局。     

青藏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与区域稳定发展研究

青藏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牵动着该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以文化教育与社会经济等诸多变量的内层关联为视角,是研究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切入点。由此,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青藏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成为实现该区域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和纽带。     

论教育对三江源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江源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可持续发展,有了高素质的人,才会产生科学的、有远见卓识的人类活动。而教育的功能在于塑造人。因此,正确认识教育在三江源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与作用,其意义非同小可。     

三峡地区瓷器组成因素及其特征研究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三峡地区的古代器物以石器、陶器等居多,而瓷器发现相对较少,导致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滞后。本文即以复旦大学2001年对三峡麻柳沱的发掘为前提,综合三峡其他墓葬遗址所出材料,对三峡地区瓷器的起源、发展以及组成因素,三峡地区阶段性经济发展等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厦门宋元窑址调查及研究

厦门宋元窑址的调查及研究表明,厦门古代陶瓷的生产和发展,不仅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而且同当时的海外市场需求和外贸的发展相辅相承,同时厦门古代陶瓷手工业的发展也带动和促进了厦门及闽南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     

The Consequences for Wilderness Conser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Tasmania,Australia

Statewide extents of wilderness are mapped and calculated for four historic time‐slices that reflect major periods of national park development in Tasmania. The representation of wilderness in the Tasmanian reserve system is calculated for 1937, 1970 and 1992. National parks were established in wilderness areas during all major periods of reserve development. While the total core wilderness area in Tasmania decreased by 63% between 1916 and 1992, the core wilderness area captured in the reserve system increased by 618%, with the largest increase being in the post‐1970 period. However, those parks established prior to 1970 suffered an enormous attrition of their wilderness resource. This reflects man‐agement policies inconsistent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wilderness during early periods of national park development. The huge increase in wilderness area captured in the reserve system after 1970 suggests that wilderness conservation only became a significant motive behind the expansion of the reserve system in the later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lating the Ancient Ona Culture to the Wider Northern Horn: Discerning Patterns and Problems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arried out between 1998 and 2003 on the Asmara Plateau of Eritrea has provided new insight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to-mid first millennium BC settled agropastoral communities in the northern Horn of Africa. The settlement, subsistence, and material culture of these communities in the greater Asmara area, referred to as the “Ancient Ona culture,” bear both unique qualities and striking similarities to coeval communities in Tigray, Ethiopi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regional settlement data and ceramic and lithic traditions from the greater Asmara area, drawing comparisons to other contexts of this period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wider northern Horn. It is argued that we can see among the Ancient Ona sites distinct localized cultural expressions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trong links to a wider first millennium BC macro-cultural identity.     

试析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贫困的历史原因

19世纪中期发达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在二战后沦为联邦政府扶贫的对象,个中原因错综复杂。生存农业向商品农业转变滞后,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地区经济落后于发展潮流。外地业主控制矿产资源,抑制当地资本积累,削弱经济发展动力。居民思想观念保守,文化素质偏低,妨碍阿巴拉契亚地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些因素导致阿巴拉契亚地区经济投资环境恶化,地区经济社会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