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文化

1999年广富林遗址和2005年钱山漾遗址的重新发掘是近年来浙沪地区重大的史前考古工作,为我们深入了解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和研究视角。本刊此次集中刊发的由发掘和研究者撰写的相关研究文章,对这两个遗址的有关遗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遗存》一文认为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遗存的年代处于良渚文化结束阶段,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中期偏晚阶段,以往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良渚文化这个阶段的遗存。《广富林遗址广富林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和《广富林文化初论》两文都认为广富林遗址晚于良渚文化的…     

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遗存

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经过多次野外发掘工作的开展,对良渚文化晚期遗存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为良渚文化分期补充了很多新的材料。一良渚文化遗存在广富林遗址的分布范围很大Ⅱ区主要是良渚墓葬区,大致情况已作报道①,不再赘叙,这里主要讨论Ⅰ区的良渚晚期遗存。广富林遗址Ⅰ区良渚     

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

2001～2005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对广富林遗址进行多次发掘。该遗址遗存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第四期;第二阶段既同第一阶段之间存在文化延续性,又包含一部分非当地传统的龙山时代文化因素;第三阶段即广富林文化,其中的良渚义化因素较少,却同于油坊类型的关系比较密切。     

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

本文所指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按时间先后为良渚文化晚期、以鱼鳍足鼎及细颈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和广富林文化。自1999年末以来,这一阶段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首先是基本确立了该地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因其首先在上海松江的广富林遗址被辨识出来所以命名为广     

关于广富林晚期遗存的思考

<正>自从良渚文化年代的下限得到基本确认以来[1],关于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的年代缺环就一直是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探索的一个重点。而世纪之交在上海广富林遗址的新发现,为填补这一空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位于今上海市松江区的广富林遗址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被发现,随后又进行过小规模发掘,成为上海地区良渚文化遗存最早的发现之一[2]。1999年以来,上海博物馆考古研     

江苏宜兴西溪遗址发掘纪要

骆驼墩遗址位于太湖西部山地向平原过渡地带,其早期文化遗存以平底陶釜为主要特征,代表了太湖西部地区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发掘中发现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崧泽文化时期、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灰坑等,以及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灰坑,共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约400件,以及各类动物骨骼标本约2000件。发掘者建议将以骆驼墩早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的、以平底釜为主要特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命名为骆驼墩文化。     

广富林文化初论

1999年开始的上海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类新的文化遗存。这类遗存,在环太湖地区考古工作中是首次确认。当时为便于研究,我们将之暂时命名为“广富林遗存”,并发表了关于广富林遗存的初步认识譹。广富林遗存的发现为研究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线索,填补了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空白,材料一经公布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之后,相邻的浙江、江苏等地的考古工作中也陆续发现了一批与广富林遗存相关的遗址。通过对广富林遗址连续几年有计划的发掘和其他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对于广富林遗存…     

武夷山东麓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

武夷山东麓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复杂，可区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崧泽文化中期至良渚文化中期，区内东北部富屯溪、建溪流域分布有牛鼻山文化，西南部沙溪流域分布有南山类型洞穴新石器文化。牛鼻山文化的来源，与崧泽时期薛家岗文化藉由赣鄱地区向本地传播有关。至良渚文化晚期至钱山漾类型阶段，在南山类型印纹陶器于本区大范围流行的背景下，有一组自钱塘江上游而来的良渚文化因素植入武夷山和仙霞岭山区，龙头山类型、好川文化等形成并快速发展。在龙头山遗址首次发现了福建真正意义上的史前贵族墓葬。至广富林类型阶段，本地发育出马岭类型遗存，继续与长江中下游文化保持联系，输出几何形印纹陶器之影响。武夷山东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变迁过程，呈现出分批次受到来自西北和东北方向长江中、下游“鼎文化圈”的重要影响，促使东南山地至沿海地区“釜文化圈”出现阶段性的文化变异。但在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下，秦汉帝国之前本地土著文化基因的延续非常顽强，突出表现为外来文化因素的“在地化”过程较为显著。     

试论良渚文化的去向——从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面貌谈起

在良渚文化中,文家山2层、庙前M2、H2、T55,叭喇浜M13、M8等遗存可能为良渚文化末期遗存,与之前的良渚文化遗存差别巨大。通过对钱塘江以南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存和钱山漾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发现钱山漾文化的典型文化因素由良渚文化内部的文化因素发展、演变而来,同时钱山漾文化还继承了部分良渚文化传统,并吸收了其它文化的文化因素。良渚文化发展演变而成钱山漾文化。     

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与水井的发掘

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晚期的M24、J14出土了一批陶器,为良渚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论马桥文化的起源

众所周知,马桥文化是太湖地区一支夏商时期文化,然而对其起源问题,学界一直争论较大。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浙西南和闽北的肩头弄文化大量北上涌入太湖地区是马桥文化形成的主要来源,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马桥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当然马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多少接受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一定影响。总之,马桥文化是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移民来的文化观点似已趋于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年来《南方文物》先后收到两篇有关马桥文化探源的论作,它们各自对上述较公认的观点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观点,现一并予以刊载,期盼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论马桥文化的起源》一文所持观点,不仅与前述学界一般所公认的观点截然不同,与《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中的观点也判然有别。此文在分别对马桥文化和肩头弄文化的第一、第二、第三单元的文化特征、年代逐一进行介绍和分析后,特别详细介绍了近十余年来闽北地区的一些重要考古新发现材料,如光泽马岭遗址、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邵武斗米山遗址和浦城猫耳山遗址等,指出这些考古学遗存除有的下层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外,其出土器物与浙西南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基本一致,表明它们属于时代相近的同一类文化遗存。这类遗存有着自身的文化发展系列,福建有的考古学者将其称为"马头类型",焦天龙则认为,考虑到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发掘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获取资料又较丰富,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此文在对分布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的葫芦山文化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马桥文化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过去将肩头弄的所谓"第一单元"陶器群作为马桥文化的祖先文化带有很强的假设性,缺乏系统考古材料的支持。根据碳-14测年数据,两者的年代范围基本是重合的,葫芦山文化的主体年代应在距今3500年至4000年之间,马桥文化的年代则为距今3200年至3900年,所以不存在两者有前后传承关系。从陶器和石器群特征看差别更是巨大,最明显之处就是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鼎、甗等三足器和觯、觚等饮器,而鼎、甗、觯、觚等则是马桥文化主要器物。即便是两地均有的罐类器,除共有凹底特征外,其他在陶质、陶色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均差异很大。葫芦山文化的陶器群绝大多数都通体施加黑衣,但黑衣陶在马桥文化中只占少数。在石器特征上,两者的差异更大。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马桥文化的有段石锛和斜柄石刀。到目前为止,葫芦山文化仍未发现任何青铜器,很有可能仍处于新石器阶段,这也与马桥文化有很大不同。为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主体不是发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而是另有来源。由于目前对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全面,马桥文化是否是广富林文化的延续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所以,从现有材料分析,马桥文化很可能主要是外来北方文化因素与环太湖地区原有的文化的混合变化体,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南方的一些影响(如鸭形壶、凹底罐等)。对焦天龙先生所持马桥文化之源的上述观点,当然我们尚可深入探讨,但文中特别重视和引证福建闽北地区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材料确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想,随着今后浙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即早期文明的面貌必将日趋清晰。对马桥文化之源的探索,我不曾深入研究,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必须特别关注的是,即焦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近年来,上海考古学者对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了众多的考古遗迹和大批文化遗物,随着今后资料的公布,相信对探索马桥文化之源会大有裨益的。     

宁镇地区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结构——兼谈江淮地区的文化变迁

在龙山文化时代,江淮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山东龙山文化、江淮土著遗存以及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对宁镇地区产生了影响。夏时期,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南下成为影响宁镇地区的重要历史事件,催生了本地土著文化因素,同时还传承了部分良渚文化传统,构成了点将台文化的主体。此外,点将台文化中还保留了龙山文化时代的部分遗存,从而表现出了宁镇地区夏时期复杂的考古学文化结构。     

解惑与求真——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的讲话

很高兴参加“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这几天看了上海、浙江和江苏的发掘资料,听取了浙江和上海参与发掘整理的朋友对钱山漾及广富林遗址的介绍和与会朋友的讨论,感受颇深,对整个会议有几点基本印象:一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具有广泛性,都是相关领域     

良渚文化与玉器时代

1936年,考古工作者施昕更在浙江余杭县良渚村发现了一种新的,以黑陶和玉器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这类遗存在1959年被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良     

岱子坪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归属及相关问题浅析

岱子坪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可划分为五期,五期遗存分别主要包含樊城堆文化(一期)、屈家岭及良渚文化(二期)、石家河文化(三、四、五期)的因素。一至三期大致呈更替式发展,三至五期延续性发展明显。岱子坪遗存揭示遗址所在湘中地区有关文化交往以湘江、涟水-渌水形成的通路为主干道,与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三大区域互动频繁。     

良渚先民的体质特征与经济、环境适应关系研究——以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为例

本文在对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人骨古食谱和骨骼病理分析基础上,探讨了良渚先民的体质特征与经济、环境的适应关系。稻米在良渚文化居民饮食结构中的比重逐渐提升,到良渚文化中晚期,已经成为重要的食物。良渚社会通过改良水稻品种、精细加工生产工具和大量开凿水井等方法提高水稻产量,粮食的增加使良渚社会人口数量膨胀,聚落数量猛增,良渚社会进入繁荣。一方面是繁重的农业生产和费时费力的渔业捕捞劳动,另一方面是建立在神权之上的社会制度,都使良渚文化居民的劳动强度大大增加,居民寿命普遍较短,大多在成年甚至壮年期死亡。高强度的劳动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很高。     

太湖文化区史前时期的墓葬

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之后,是以印纹陶为代表的马桥中层类型的文化遗存。前3种史前文化遗存,发展关系明确或比较明确,又与邻近或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无疑     

江苏高邮湖渔业村出土良渚文化玉石器

1974年江苏淮安金湖县高邮湖渔业村出土了琮、璧、钺共4件玉石器。琮、璧、钺的出土,说明此处为良渚文化类型的遗存。其文化内涵丰富,与同时期的苏南、浙北、苏北良渚文化器型相互印证,年代约为良渚文化晚期。此类遗存扩大了良渚文化的辐射范围,增加了良渚文化北渐的实证,为进一步研究新石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良渚末期遗存及相关问题试析

对良渚末期遗存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在比较诸家观点的基础上,以好川墓地各种演变规律清晰的典型器物和组合为标尺,并结合年代分期较明确的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相关器物,可以推定良渚末期遗存相当于好川三期后段到四期前段,与大汶口文化第10～11段偏早年代接近;而钱山漾文化早期的部分遗存年代可追溯到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最末期(第11段偏晚)。良渚末期遗存阶段极有可能是良渚文化复杂社会机制解体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大汶口到龙山文化之交阶段,环太湖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以延续本地传统为主,此时大汶口文化前锋已抵达宁镇地区,并初步影响到了环太湖地区。之后大规模的北方文化因素南下对环太湖地区产生了强烈辐射,进而催生了以钱山漾遗址为代表的典型钱山漾文化的形成。     

海安青墩遗存再分析——江淮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之一

青墩遗存分属龙虬庄文化、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江淮东部地区较早地成为太湖地区文化的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