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热衷科学实验

王莽是我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皇帝。他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在元、成两帝时期，王家九人封侯，而王莽因其父早死未封。王莽自幼无权无势，谦让节俭，礼贤下士，很有人缘。他得到伯父大将军王凤、大司马王根的器重，在成帝元年时被封为大司马。哀帝时受打击而隐居。哀帝死，九岁的平帝即位。王莽出山,以大司马领尚书事辅政。王莽很注意自身生活，他的节操处处受到好评。王莽掌权之后，得到多数贵族、官僚、地主和儒生的敬仰，盼望他能够使汉室中兴，人民安居乐业。但他辅政五年便毒死了平帝，立两岁的刘婴为帝，又过了三年，便废掉刘婴…     

刘歆谋反事件考论

刘歆谋反事件是刘歆参与策划的一场反对王莽统治的未遂政变,是新朝末年发生的一场严重政治危机。就刘歆参与策划谋反而言,新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是根本原因,刘氏皇族和下层民众反抗王莽统治的斗争是重要原因,刘歆的家庭和个人遭遇则是直接原因。这一谋反事件的策划者有国师刘歆、大司马董忠、卫将军王涉三人,道士西门君惠、司中大赘孙伋是主要参与者。这场未遂政变标志着新朝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使本来摇摇欲坠的新朝大厦迅速倒塌,从而加速了两汉之际的政权更迭。     

蜀汉亡国思潮的起源与演进

从刘备对兴复汉室的失望,到诸葛亮对兴复汉室的绝望,再到谯周等人对蜀汉亡国的渴望,构成了蜀汉政府内部亡国思潮的三个阶段。荆州之失和彝陵惨败,使刘备对兴复汉室产生极度失望思想,这是蜀汉亡国思潮的源头之一。刘禅的无能和北伐的失败,让诸葛亮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对兴汉已是绝望,这表明亡国思潮己在发展。此外,蜀汉建国之初,还存在另一个亡国思潮源头,该思潮代表人物先有张裕,再有李严。蜀汉后期时,谯周大唱“亡国之歌”,这两个源头于是就合流了。谯周等人对亡国有极高的渴望心态,从而使两种合流的亡国思想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亡国思潮,导致了蜀国在大敌到来之时的不抵抗政策的出台,最后使得魏国轻易灭蜀。     

汉新禅代中的刘歆

刘歆为西汉王朝宗室,又为王莽新朝功臣,是学术造诣高深的经学家,又是将儒家理想制度付诸实践的改革家。汉新之际名儒贤达党附王莽者甚众,刘歆不幸被过多地关注和指责,应与此多重身份有关。其与父刘向在政治上非真正对立,二人的基本倾向应是一致的;其与王莽之关系,于汉新禅代之作用,于王莽改制之影响,也远不像传统认识的那样密切、那样重要、那样深广。用“不忠”、“不孝”指责他有失公道。     

浅论诸葛亮的人才观及其由来

<正>一、诸葛亮的人才观概述诸葛亮一直是治理蜀汉的主要人物,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历代的人臣。没有他的蜀汉是不可想象的。诸葛亮用人佳则蜀汉强,诸葛亮用人误则蜀汉衰。诸葛亮的识人、选人、用人,自成体系,他有自己独特的人才观。诸葛亮用人,其出发点是为维护大汉的统治。具体到当时就是"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北定中     

从前后《出师表》到《隆中对》:回归与修正

前后《出师表》分别作于第一、第二次北伐之际,体现了以诸葛亮为统治核心的蜀汉政权对先帝创业精神内化的政治动力和"兴复汉室"政治目标的回归。同时,鉴于三国力量彼此消长、蜀汉政权自身实力以及《隆中对》理论规划与战争实践不相协调的矛盾,又体现了其对《隆中对》的修正。     

不可迷信古注

《汉书·刘歆传》:“初,歆以建平元年(前6)改名秀,字颖叔云.”颜师古注引应勋日:“《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刘歆改名当因哀帝刘欣于建平元年即位,歆与欣音同,改     

绿林帅王匡王凤起义始末

西汉哀帝时,官僚地主互相勾结,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造成土地大量集中,大批农民沦为流民和奴隶,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哀帝死后,国丈王莽把年幼的平帝扶上台,不久将其毒死,接着又立孺子婴为傀儡皇帝,不到三年又将他废掉,自己当了新朝皇帝。为缓和矛盾,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这种改制造成更大的混乱,矛盾更加激化,再     

《汉书·百官公卿表》元寿二年所叙公卿官职变动考

<正>西汉元寿二年,由于权力更迭的缘故,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重大调整,人事变动极其频繁,故《汉书·百官公卿表》叙及该年的人事变动内容颇为丰瞻,然问题亦甚多。据《百官公卿表》,元寿元年,"詹事马宫为光禄勋"。元寿二年,"光禄勋马宫为右将军,三月迁。"可知马宫任右将军前为光禄勋。马宫为右将军,其光禄勋一职为甄丰所接任。绥和元年,甄丰以京兆都尉为水衡都尉,二年为泗水相,哀帝崩时,甄丰的身份是故泗水相,王莽将其纳入自己的     

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

先秦社会的氏族残余比较浓厚,昭穆制度影响较大。秦汉时期,皇权取得了独尊地位,"父子相传"的皇统传承规范成为制约帝陵布局的重要因素。西汉葬于渭北祖陵区的皇帝有八位与其前任皇帝属父子关系,而文帝因为平辈冲突,宣帝因为代际缺环,均未入葬祖陵区。平帝虽与哀帝同辈,但西汉后期以来,"为人后"原则日渐成为皇权传承的补充条款,王莽本着这个原则,葬平帝于渭北。     

蜀汉政权对南中的经营初探

赤壁之战后,刘备在成都建立汉政权(即蜀汉政权),与魏、吴形成三国鼎立之势。看似三国势均力敌,但蜀汉偏于西南一角,最容易受到魏、吴威胁。加之刘备有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愿望,唯有开疆扩土才能实现。而刘备所处的西南蜀地,决定了蜀汉政权必须开拓南中地区,本文就蜀汉政权经营南中过程及其意义进行浅析。     

霍洛柴登古城出土的新莽“货泉”合金成分及金相组织分析

<正>一引言西汉末年,王莽篡权。这一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经济状况恶化,为稳定自己的皇位,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王莽先后颁发了一系列诏令,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着手改制以求得出路。在王莽篡权的十几年间,频繁变动币制,铸造新钱。前后共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王莽货币品类繁多,归纳起来可分为刀、布泉、布3大类,但考古发掘中常见的只有"货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大布黄千"诸种,其它均少见。王莽的     

谈金富轼对王莽朝记事的篡改——兼与耿铁华先生商榷

《汉书·王莽传》关于高句丽的一段记事,是研究高句丽早期、尤其高句丽同中原皇朝关系的历史弥足珍贵的可靠文献资料,《后汉书》及《三国志》也转录了这一记载.但是,金富轼撰写的《三国史记》,采用了彼时流传下来的极为不可靠的高句丽资料,并用"削足适履"的方法严重篡改了中国文献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正确记载,使本来清晰的历史变得模糊起来.但耿铁华先生近来发表文章对金富轼的"改写"倍加肯定,并罗列了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借以否定中国史书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内容,因此本文顺便对耿先生的见解提出商榷意见.     

社会主义论战之“外”的胡适及其“国家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论战爆发后,胡适比较关注,且于论战尚未结束之时借论王莽改制而谈起"社会主义"。他对王莽改制举措作出"社会主义"的解读,认为王莽的"六筦之令"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并对其失败予以同情。实际上,此后一段时间胡适所欣赏和认可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这已是他赋予了特别含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德式国家社会主义并不相同。     

王莽“货布”造型及书法探源

<正>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后进行托古改制,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反映在币制上亦如此。在王莽统治的10多年间,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货币种类之繁多、换算关系之复杂、比值之极不合理,在世界货币史上可谓仅见。《通志·食货略》云:“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始造大钱。”由于大钱的铸行,其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相差悬殊,必然导致货币贬值,民生凋敝,而王莽统治集团则大发横财。为掩饰其利用币改行巧取豪夺之实,王莽不得不在铸大钱上下工夫,以混淆视听,但莽钱的铸造,毕竟以其精     

班固“周室观”的形成及其表现

班固的“周室观”,是在两汉之际汉之德属之争的背景下形成的。班固有选择地接受了刘歆五行相生的德运观念,将汉的建立看作是对周的代嬗,从而形成了尊崇周室并将之看作是汉室兴盛标准的“周室观”。班固的”周室观”不仅表现在《汉书》的写作中,而且是《两都赋》中坚持东都的一个思想资源。     

汉代“四夷服”镜铭研究

"四夷服"镜铭是汉代镜铭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指以七言为主的有"四夷服"字样或表达四夷来服含义的铜镜铭文。"四夷服"镜铭出现于王莽时期,兴盛于东汉时期,其出现、兴盛的原因分别与王莽时期的民族关系和东汉儒学有密切关系。"四夷服"镜铭的内容包含了汉代人希望四夷归服、国家太平,父母双亲长享昌乐、夫妻恩爱、子孙绵延不绝,寿如金石、富贵昌乐、官位尊显的幸福追求。汉代人的这种幸福观包含了国家、家庭、个人三个方面,是一种爱己、爱人、利天下观念的结合。     

《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谶纬论

《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谶纬书,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汉哀帝、平帝前就没有谶纬文献的存在。因为时代政治原因,刘向不会著录谶纬书;刘歆有熟悉谶纬书的可能,但未增添《别录》的内容,故《七略》不著录谶纬书;西汉谶纬书的收藏之所在太史不在秘书,而《汉志》中也有类似谶纬的书籍。更重要的是,班固作《汉志》前有光武帝钦定图谶81篇,有别于从西汉到新莽时期的谶纬文献,故难以著录。     

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

成都武侯祠的“攻心”联在释读和研究上还存在分岐,本分析了该联的写作背景,介绍了从正面肯定诸葛亮功绩的释读,着重指出联中“不审势”主要指蜀汉集团始终坚持的“兴复汉室”的国策,“宽”指汉末西蜀刘璋政权对土豪族的政策,“严”指蜀汉政权对土豪族的政策,“皆误”指他们因此先后失败。     

权力顶峰——王莽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

王莽在夺权之前,夺取权力是其第一利益目标。在夺权的过程中,虽然有的手段极为残忍,但基本上行为谨慎、思考周到。在他成功夺权、登上权力顶峰之后,要成为与黄帝、虞舜等一样的圣王,还要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这是他的第二利益目标。在实现第二目标的过程中,他一改原来谨慎的行事风格,变得狂妄、非理性,并出台了没有可行性的复古新政,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造成"天下户口减半"。权力顶峰成为他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但新政中的某些措施,如"王田令"等似乎又包含有同情弱势群体的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导致后人对他的评价矛盾重重,留下了一个至今未有定论的历史悬案。了解王莽夺权之前与夺权之后目标与手段,并确认新政中的同情弱势群体措施与王莽第二目标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对他及其新政进行客观准确评价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