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及其考古学观察——兼论夏的王朝叙事

大禹治水是我国古代国家肇始阶段最重要的政治和历史传说,其故事发生在龙山时代晚期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发的环境背景之下,最初表现为一种以禹为对象的山川崇拜。周朝史官在天命观的指导下,将禹与夏联结起来,禹由山川之神一跃成为夏朝的人文始祖,由此形成了治水—贤德—王权的夏王朝建立史话。然而,龙山时代晚期一些区域虽确实发生过小规模的洪水,但其绝非是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文化衰落的原因,见于史籍的夏朝前期大洪水也不见于考古证据,故大禹通过治水活动积累权力和威望,最终建立第一王朝的叙事得不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     

中国考古学的当代反思——一个考古学理论的视角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西方考古学,已经处在比较成熟的阶段,成熟表现为对考古学理论的关注,对其他不同学科理论的接受①。而当代西方考古学存在着众多的理论流派,如文化历史考古学     

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的族文化

本文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入手,分析了学术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不一致、时代命名与族别命名的交又与相混的现象,以及考古学研究中对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的使用现状。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密切相关,但二者有许多不同。目前考古学研究对族文化的两种通用方法,应对之作以严格、明确的界定。     

喇家遗址与大禹治水

<正>传说在4000年前，有个名叫大禹的人。他是黄帝的后代，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受命治水。他率领民众，与洪水斗争。为了治理洪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十几年没见妻子。历时十三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史记·夏本纪》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是说疏导黄河，是从积石开始。《河州志》记载：青石高八尺，宽七尺，长一丈，大禹导河时曾憩其上，坐痕至今犹存。《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大意是：夏禹，他的名字叫文命。禹的父亲叫鲧。鲧的父亲是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昌意的父亲就是黄帝，这样推算，大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     

考古发现与大禹治水真相

大多数先秦文献都提到了泛滥成灾的洪水,提到大禹治理洪水并划分九州,讲长江、黄河的各处险要为大禹开凿水道留下的遗迹。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本文认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大禹是不可能治理黄河、长江的,所谓大禹治水不过是把济、濮流域的洪涝排泄出去而已,大禹治水的活动范围不出今天的豫东、鲁西南地区。     

喇家遗址与大禹治水

青海土族研究会会长鲍义志先生是我省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他善于探索勤于思考。最近,他经过较长时间对黄河上游历史及地理文化的研究和考察,得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推测———举世瞩目的喇家遗址是史前治水英雄大禹的故里,并撰写了《喇家遗址与大禹治水》的文章。本期推出这篇文章,希望这一观点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通过争鸣和交流,使一些被历史湮灭的记忆重现,自然是我们所期待的事情。     

大禹治水 历史与现实的面面观

大禹治水从《山海经》神话传说,最后从考古、出土之物,浮出水面是真人真事。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从屈原《天问》到明清诗歌,虽所赋不多,但字句闪亮发光,铮铮鼎言。大禹治水寻河追源,从日月山起至积石州(今贵德)、循化(积石山)、民和(喇家遗址),区域全在黄河上游流域,完全符合"河出昆仑""导河积石"的历史记载。鲍义志的《喇家遗址与大禹治水》与笔者《大禹治水:历史与现实的面面观》不仅是传说,还是真实;不     

考古学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

通过对巴蜀墓葬资料的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可知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巴蜀印章的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是由自身独特背景和学术环境所决定的,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从民族考古发展到民族考古学形成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强烈特色。     

GIS 与考古学

ＧＩＳ与考古学●曹兵武一在考古学中,无可否认,时间是第一性的概念,然而,空间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考古学的空间观念不仅具有物理性质,而且也和人类的文化模式具有深层联系。探索考古遗存的空间问题是考古学的恒久课题,在理论、方法和实践等各个层次上,在考古...     

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

现代学者多将大禹治水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神话传说。本文先引天文资料证明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确因九星地心会聚引发了各种自然灾害。在这些灾变中,尤以洪水为大。再引地理、考古资料证明此次洪水在黄河下游地区实为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的黄河南北改道,而改道又加剧了洪水泛滥。然后勾稽历史文献,从典籍中寻求黄河改道的线索。     

地貌学与考古学

一 前言 地貌是地球表面在内外应力作用之下形成的各种不同的起伏形态,研究地貌的专门学科,称之为地貌学。历史上地貌在形成和变化过程中,除了自然因素参与外,也包含有人类介入下发生的一些影响,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人类活动遗迹遗物,大都分布在地球表面各种地形地貌之中,因此,如何通过地貌和其中的古代人为地貌形态为考古科学服务,总结前人的经验,开拓新的研究方法,便成为当代考古学面临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文化与考古学

为了说明考古学和文化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有关文化的含义。在中国古代,“文化”是指文治教化,即以礼乐法令等文治手段来开化和教化社会民风民俗,与武治霸道相对立。在西方,“文化”最早含有种植、耕作、培养管理的意思,与农业生产有关,后来又含有教育、发展、尊重之意。第一次给文化作出完整科学定义的是近代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他说:“就广泛的民族志意义而言,文化(或文明)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     

故宫博物院与考古学

一座建立在昔日皇家宫殿建筑与宫廷文物旧藏基础之上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在迎接其90华诞时建立起考古学研究机构,它对所在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和事业发展究竟有何裨益?或者说,借助故宫这座特殊博物馆提供的平台,故宫考古所对中国考古事业和学科又可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本文在此主要探讨三个问题:一、一般博物馆与考古学的关系;二、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特点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三、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的方向与规划。     

考古学与文物保护

中国考古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考古学的可持续发展?如何突显考古学的价值?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忠培先生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重要方向。本刊发表该文,希望引起业界的关注与讨论。     

考古学与未来

本文作者布鲁斯·特里格博士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在史前考古学史和考古学方法论方面著作颇丰,是北美著名的考古学家.本文是他1986年在麦吉尔大学艺术学院演讲稿中的一部分.译者陈淳先生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师,1986年始往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他很关心国内的考古学发展状况,希望国内同行能够更多地了解近些年来国外考古学在理论、手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以使中国考古学取得日益丰硕的成就.这也是他译介布鲁斯·特里格博士这篇文章的目的.本刊发表时有删节,特向作者和译者致歉!     

计算机与考古学

计算机与考古学［英］霍立治前言：１９９１年,中国最早搞计算机考古的李科威先生提出了在中国开展计算机考古的几点具体设想。与此同时,由俞伟超馆长领队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班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综合发掘和研究＂项目开始。在项目的设计中我们打算进行考古资料计算...     

考古学与性别

本文节译自英国杜伦大学(DurhamUniversity)考古学教授马太·约翰逊(MatthewJohnson)1999年出版的《考古学理论:导言》(ArchaeologicalTheory:AnIntroduction)一书的第八章“考古学与性别”(“ArchaeologyandGender”)。本章节通过对其中几个最流行主题的归纳综述了近二十年来性别考古学的概况,并且介绍了一例典型个案,最后还以答问形式阐述了作者本人对此领域较混淆的若干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