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之后陈方安生

香港政务司长陈方安生,祖籍安徽寿县瓦阜镇,1940年出生于上海,第二年,她在襁袍中就去了香港。她到香港,是因为祖父方振武的关系。方振武早年是北伐军营长,曾随黄兴到日本,回国后又紧随孙中山先生麾下,进军江、浙、皖,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役,1924年任张宗昌部师长,1926年率部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五军军长,1929年,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933年,与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抗击日军侵略,收复多处失地,深得众望。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桂林参加抗战工作,因为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合拍…     

冯玉祥重庆二戏蒋介石

1938年,抗日名将冯玉祥随同民政府西迁到陪都重庆。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与委员长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复杂。蒋介石既想利用冯的军事才能为自己捞取政治本钱,又对冯的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主张非常不满。于是对冯r一是利用,二是排挤。而冯玉祥对蒋的品德早是嗤之以鼻,他在重庆8年,就两次调侃过蒋介石这个领袖。     

冯玉祥将军在美国

冯玉祥将军1946至1948年是在美国度过的,是在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反对美国军事援蒋的斗争中度过的。周恩来在冯玉祥逝世1周年追悼会上说:“冯先生生前曾进行反蒋,尤其最后在美国与美帝国主义曾进行了正面的斗争。”被迫出国抗战胜利后,由于冯玉祥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与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特别是冯玉祥与国民党内民     

妥协与抗争: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决策

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相关日文档案,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书中所收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前后对日决策中的表现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蒋的对日妥协、退让既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谈判桌,还是在战场上,他也都不乏强硬的一面。面对日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过高的谈判要价,他虽有不少退让,但从未完全屈服。尤其当认清日方的侵略本质后,他便开始想尽办法,改换策略,与其对抗。为了逼迫日方在谈判条件上让步,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一再拒斥日方军事交涉的要求,并试图利用日本军、政界内部的矛盾、分歧,力争实现事件的外交解决。这些看似消极的抵抗,却收到不错的效果——日方被迫在谈判条件上让步。此后,蒋愈发强硬,最终致使日方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得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冯玉祥为何两度隐居泰山

正纵观中国历史,"隐居"通常是文人雅士之举,武人"隐居"实为罕见,但中国近现代风云人物冯玉祥却曾于1932年至1935年间先后两次"隐居"泰山,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原来,冯玉祥因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介石发生利害冲突,最终于1929年和1930年爆发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即所谓的中原大战。战后,冯玉祥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土崩瓦解,所部被蒋收编。失去了武装力     

抗日战争时期民兵创造的各种地雷

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的各种地雷,是二十多年前民兵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使用的有力武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日本侵略者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加紧了"扫荡"和"蚕食",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蒋介石反动派也配合日本侵略者对我根据地进行包围和封锁。在日、蒋的夹击下,我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据地深入地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 ,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陶德曼调停 ,到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到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往来 ,直至长期以来令人备感神秘 ,却又扑朔迷离 ,莫名所以的所谓“宋子良工作”,许多人都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新披露的档案显示 ,此中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 ,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 ,但其一 ,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 ;其二 ,蒋接受议和 ,向与内外压力有关 ;其三 ,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 ,无论蒋有否同意过对日议和 ,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 ,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 ,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 ,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 ,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 ,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 ,当不为过     

一场战争，败在一个错字上

1930年4月．阎锡山与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发动了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为了集中精锐兵力消灭蒋介石在河南的有生力量．阎锡山和冯玉祥召开了联席军事作战会议,分别制订了精密的作战计划。会上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各派出一支精锐部队,在河南省的沁阳县会师．集中兵力,以强压倒的优势合围．一举聚歼驻在河南省的蒋介石军队。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

全面抗战爆发前,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根据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揭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有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论较详细地披露了这一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并对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给予评价。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让冯玉祥输掉中原大战一个错字

1930年4月,阎锡山与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发动了中原大战。为了消灭蒋介石在河南的有生力量,阎锡山和冯玉祥召开了联席军事作战会议,会上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备派出一支精锐部队．在河南省的沁阳县会师,一举聚歼驻在河南省的蒋介石军队。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郝鹏举留苏被逐记

郝鹏举,字腾霄,1922年入冯玉祥部当兵,中原大战后投靠蒋介石,1941年又投靠汪精卫,曾任汪伪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淮海省省长之职,是个朝秦暮楚的人物。 早几年,我曾为李席儒先生笔录整理过几篇关于方振武将军的史料。李先生是方振武的外甥,曾在张家口西北军干部学校学习,1925年被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与同时被选派的郝鹏举很是熟稔,在口述史料中涉及郝的逸事,迄今鲜为人知。 1925年夏,在冯玉祥亲自过问下,经过严格考试,张家口西北军干部学校从全校学兵中筛选出24名,据李先生回忆尚能记得的有:尹心田、石友信、何瑞基、王懋坚、陈登瀛、英依泉、冯新云、姜珮璋、胡     

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

十九路军与其他反蒋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长期的拥蒋经历。由于个人关系纽带的先天欠缺,尽管十九路军与蒋介石有过长期的结合,但基础不牢固。随着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等时局的演化以及国民党派系纷争加剧,内有陈铭枢急剧转变,外有反蒋势力助推,在抗日、"剿共"问题上与蒋介石分歧日益突出,十九路军最终走上反蒋之路。     

顾维钧与冯玉祥护照被吊销之事

1946年7月初,顾维钧再度出使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两个月后的9月中旬,冯玉祥以中国政府水利考察特使身份抵美。顾维钧当时以争取美援为第一要务,冯玉祥在美期间则四处演讲,揭露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告诫美国政府不要援蒋。1947年底,冯玉祥因公开反蒋被停止特使职务,随     

谁杀了杨永泰?

刺杀杨永泰一案由失业的黄埔毕业生杨尔谦等人策划组织实施,他们此前已刺杀唐有壬,还密谋刺杀张群甚至蒋介石。他们自述暗杀理由为这些官员是主张对日妥协的"亲日派"。戴笠调查刺杨案发现胡汉民派的刘芦隐为杨尔谦提供了资金,刘芦隐因此被逮捕,并被指控是出于嫉妒而主使杨尔谦等人刺杨,但刘芦隐本人一直否认对刺杨一事知情。通过对杨尔谦人际网络的梳理,可以发现他除了接受刘芦隐资助外,还与王亚樵、陈铭枢等反蒋人士都有联系,因此,刺杨案背后确实有反蒋派系的因素。刺杨案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政治暗杀盛行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日本侵略步步进逼下"亲日派"失去民心、"反蒋"与"抗日"合流的大趋势。     

北伐战争后的河北、平、津政情

正北伐战争后期,蒋、冯、阎、桂四大新军阀,围绕河北、平津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在这场斗争中取胜的,则是以左右逢源、老谋深算著称的阎锡山。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多系南方人,对北方军政情况不熟,特别是济南"五·三"惨案后,蒋对北方局势颇感头痛。但把这块丰腴之地让给早已对此垂涎已久的冯玉祥,蒋又不甘心。所以,蒋介石决定把这块地方交给阎锡山。阎锡山在北洋政府时期,养精蓄锐,对直、皖、奉各方均妥善应酬,不介人各派系之间内斗。到北伐战争     

泣说长城抗战

我们把1933年发生在东起山海关、西北至内蒙察哈尔等地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进攻华北的战斗统称为长城抗战。长城抗战包括了在当时来讲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两个阶段。以张学良、何应钦为首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指挥的长城抗战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所同意的,是合法的;以冯玉祥、吉鸿昌等人为首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长城抗战,是被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所反对的,是不合法的。     

白崇禧男扮女装逃出北平真相

1928年初,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准备重新北伐。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北伐军光复北平后,蒋、桂之间表面上似乎还平静,彼此礼尚往来,但暗中内讧之象不断,矛盾日益加深。蒋介石想消灭李、白桂系势力的野心蓄谋已久,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北伐时,白崇禧是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北伐胜利后任北平政治分会主席,表面上集军政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