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方志地理类目变革研究

民国方志类目受到地理科学、西方技术引进的影响,地理类目名称在不断变革,有疆土、舆地、方舆、沿革等。同时,地理类目的子目也呈现出全新的现代内容,使方志地理类目科学性增强。人文与地理的密切关系引起民国方志诸家重视,开始引入实地调查与研究,使地势、地质、气候等现代地理学知识渗入其中,对现代方志的形成作用巨大。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论民国方志体例大类目的变革

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支,和史学一样同样受着西方知识系统的逐渐引进而发生变革。方志类目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而方志类目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乡土志中,同时在晚清的县志中也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类目。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家在使方志编纂和方志学融入现代知识系统的困难,反映了两大古今知识系统的矛盾,而要将两大知识系统融合,方志编纂采取了如同史学的专门化整理,即将方志学内容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总之,方志编纂不是简单地用新的门类和名称将志料概括和表述的问题,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理问题,即西方知识系统中的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在方志编纂中的深化。方志编纂只有运用现代知识系统大类目,来重新归类方志内容,才能使得方志走向全新的社会主义方志。     

浅谈艺文志的编写

一、艺文志编写概说艺文志又称文献志、经籍志。设置艺文志是方志的传统。史书设艺文志,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后历代正史基本上都辑有艺文志,著录一代文献目录。地方志著录艺文比正史晚,南宋高似孙的《剡录》(今浙江嵊县地方志)第五、六卷著录当地文人的著作,并辑录有关当地的诗文,这是现存最早的地方艺文志之一。明清两代,地方艺文志大量出现。对于中国纪传体正史来说,艺文志就是著作目录。传统方志中的艺文志除著录著作目录外,     

民国方志人物类目的设置与变革

一、旧志人物类目特点方志的记载对象主要为人,人物一目在方志类目中地位很高,其分量之轻重直接关系到方志之姓“地”还是姓“史”。方志仿效正史列传添人物传内容,始于宋朝的《临安志》,此后细目愈分愈多,名宦、儒林、文苑以及选举、封爵、职官、列女等,当世风气所重者,均详细记载,其编纂内容和方法基本上一脉相承。     

第二轮修志应增补艺文志

艺文很重要,志书中不可或缺,然而首轮志书多未设置该项目。从艺文志的源流和当代方志学家对该类志重要性的认识上看,第二轮志书有增补艺文志的必要。文章对艺文志的编纂方法、收录范围、篇目设置、艺文内容的收集方法等作了探讨。     

试论台湾与大陆方志的传承关系——以清代安徽与台湾方志的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安徽与台湾为例,比较分析了台湾方志与大陆方志之间的传承渊源与密切关系。认为,清朝时期台湾所修方志跟中国大陆是一个体系,无论是修志宗旨,还是体式与编纂方法,在大陆方志体系中都能找到其源流。     

从《汉志·诸子略》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中国学术演进历程概观

本文着重阐述了从<汉书·艺文志>,经过<隋书·经籍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等历代目录学著作当中子部图书的分类状况的变化,并剖析了这种变化背后的文化学术背景.本文将子部图书的类目分为四种情况加以分析一、消失了的类目,二、增加的类目,三、经过移动或合并的类目,四、未移动和合并但也发生了变化的类目.从目录学的视角宏观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子部学术的演变历程.     

论县志不可缺少艺文志

本文通过对首轮10部县志有关艺文内容设置的统计,指出首轮修志在艺文志设置方面的缺憾,并从历代史志学家的主张及修志传统、新方志的功能等方面论述了设置艺文志的重要性。作者还进一步论述了编纂艺文志须从征、象、亲、本四方面加以把握。     

方志中的金石类目——以《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为考察中心

金石类目作为方志的重要内容之一,或单设《金石》《碑碣》,或附记于《艺文》《古迹》《舆地》《方舆》《疆域》等目中。方志金石类目或金石合编,或仅录石刻,并按时代先后及地域进行编排,有着与专门金石志不同的编纂特点。方志金石类目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很大的现实价值。     

莫把相对当绝对——论当代志书文体语言认知窄化的弊端

当代地方志书的文体语言出现了认知窄化的意识倾向,绝对地而非相对地理解方志文体语言的有关规定,削弱了地方志书的表现手段和功能,影响了地方志书编纂的健康发展。方志的文体是历代进化融合的产物;方志不仅是记述体而且是诸体并用;门类和志种不同,其文体文风有别。窄化思维的根源有四：一是将地方志书有关文体文风的规定绝对化,二是没有搞清各种历史文献编纂方法的区别与联系,三是历史学界对方志资料性的片面追求,四是志书编纂者简单化工作思维,要树立应有的方志文体观。应该相对地而非绝对地对待地方志书的文体文风,拓展地方志书的表现空间,增强地方志书的可读性。     

方志美学杂谈

古代已有对方志美的追求。清代著名方志学者章学诚说：“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但直至当世,才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来认识方志的审美问题。几十篇论及方志美的文章中,多是谈论方志文本美的表现以及编纂美和读者的审美效应等,是否构成方志美学体系尚有争议。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是指纂修者基于主观考虑而对方志类目和内容进行的筛选和取舍。“加法”表现为故意的夸张、粉饰或增量性的描述,“减法”则表现为有意贬抑、淡化甚至删除。造成如此“加”、“减”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方志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纂修者的主观偏好、认知程度;不同派别的纂修思想;社会变迁对修志活动的客观要求;政治因素的干预。     

也谈方志学科体系

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都对方志学科的体系构成问题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为了进一步促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笔者也在这里谈点管窥之见,以求教于方家.方志学的学科体系是有其发展过程的.自清代章学诚创立方志学到本世纪80年代以前,整个方志学研究基本上处于笼统的未经分化的直观整合阶段,对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围、对象、功能和类型一直未作明确的区别.从研究形态上看,方志理论、方志批评、方志史和方志学史往往交织、掺合在一起;从研究主体来看,研究者常常是身兼数     

贵州方志艺文志编纂体例之嬗变及其文学意义——兼论史学与文学之互动

艺文志是贵州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方志艺文志的编纂体例不断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两种类型,一是目录性质的题解方式,二是文选性质的全文收录,而每一类中又包含多种样式。贵州方志艺文志编纂体例的嬗变,体现的不仅是史学本身的发展问题,还蕴涵着史学与文学互动的深刻内涵。     

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中的常见问题评析

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是决定其编纂质量的重要因素,在已出版的部分县级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中存在年鉴框架覆盖内容不全面、年鉴内容分类不够科学、类目编排逻辑性不强等常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在明确年鉴基本内容构成的基础上,按照分类法的编排方式,遵循分类科学、门类齐全、归属得体、编排有序、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原则,将年鉴的资料信息形成一个科学的逻辑系统。     

论清代福建方志理论要点

清代既是福建修志鼎盛时期,也是福建方志理论研究走向纵深和成熟时期。彼时由于有大批学者涉足志事,既有力促进了修志事业的发展,也有力促进了方志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前代相较,清代福建方志理论界在方志编纂方法研究上有明显进步。代表人物有金鋐、林则徐。     

浅谈对地方志文体的认识

地方志的方志文体是以方志体例、体裁、语体、文风等诸要素的合理结构、整合及其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它是方志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分支。本文针对方志文体学的要求、具体操作方法及与各类文体之间的差异等作了论述。     

试论清代言情散文“忆语”文的内容特征

以《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等为代表的“忆语”文是清代文人记录私人琐屑生活的回忆性文字,然其文体应归属于小说还是散文,学界仍颇有分歧。而文体分类的主要依据是艺术表现和内容特征。本文认为“忆语”文在内容上具有纪实性、生活化、文人性、私密性等特点,当属于回忆性言情散文。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