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在中国开展调查研究、刺探搜集中国各种情报信息,是日本实施侵华国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侵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利用庚款成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开启了“对支文化事业”。其以“开展自然科学研究、普及科学知识”为名,在中国开展各种调查研究、刺探搜集资源情报,尤其在全面抗战时期,包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内的整个日本“对支文化事业”体系均纳入战时体制,所有调查研究均围绕侵华战争展开,沦为执行日本侵华政策的附庸和帮凶。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接收日本在华文化机构,其侵略和情报搜集活动才告终止。     

关东宪兵队在侵华战争中的三种角色

1904年,日本宪兵队伴随着日俄战争,在维持军纪的旗子下,跟随作战部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从此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宪兵队一直作为侵华战争中的重要力量而存在。名义上,宪兵队是军队中监军护法的机构,在军队里行使治安和维护军纪的权力,并非作战部队,而实际上,日本宪兵队作为一支严酷而又精干的兵种,拥有广泛的权力,他们在占领地配合作战部队攻城略地、搜集各种情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残害无辜平民。日本宪兵队在中国分别有“关东宪兵队”“北支宪兵队”“中支宪兵队”“南支宪兵队”等几个部分,其中以关东宪兵队的人数最多,危害最广。     

《甲午日谍秘史》

2004年9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戚其章的《甲午日谍秘史》(“勿忘甲午”学术丛书之一种),21万字。该书对甲午后战争前后日本在中国设立间谍机构、进行间谍活动及相关人物与事件作了论述,指出：“在日本准备发动和进行甲午侵华战争的过程中,谍报工作更是起过重大的作用。”     

“笔部队”：日本情报部门的侵华秘密武器

拿破仑曾说：一支鹅毛笔能抵三千毛瑟枪。日本人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从明治时代（1868—1911）开始,无论是早期对“大东亚共荣圈”的鼓吹,还是后来“大陆开拓文学”对满洲移民侵略活动的粉饰,都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家在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形成和实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地实施“文坛总动员”,召集大批文人、记者,组建了一支“笔部队”,发动声势浩大的“笔征”。这支表面上文质彬彬的“笔部队”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互相配合,双管齐下。“枪部队”在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杀人     

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强制劳工罪行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形势与日本在华全面推行强制劳动制日本使用华北强制劳工最早用于伪满洲国。1 941年前日人在满洲各战争经济企业、矿山与军事工程中使用的“苦力”或强制劳工 2 /3是入满华北劳工。①那时 ,因“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侵占华北的战争对华北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 ,以及接踵而来的 1 939年华北地区特大水患 ,造成华北城乡众多失业劳工与难民饥民。而日本在华北各项“经济开发”事业均在恢复时期 ,所需劳力颇少 ,故日人向满洲、蒙疆大规模掠夺、输出华北强制劳工 ,主要是靠满洲与蒙疆的劳工募集机关 ,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支…     

文化殖民与精神控制：日伪“新民会”的罪恶历史

<正>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在沦陷区实施了有目的的文化殖民，企图从军事和精神两个方面同时征服中国，所谓“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华北沦陷区扶植起来的汉奸组织“新民会”，便是当时承担“思想教化”文化殖民工作的重要机构。     

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与《战争责任研究》

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与《战争责任研究》宋志勇近来,日本的民间研究机构──＂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在日本的战争责任调查、研究方面异常活跃,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该中心是１９９３年４月由日本著名的进步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及有关方...     

日本人的战争认识

文章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侵略战争的模糊和错误认识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一般习惯从自己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的经历中理解战争,即站在“被害”的立场上认识战争,而很少意识到战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即缺乏“加害”的责任。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没有向年轻一代正确地传授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从而使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很不充分。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性。文章着重分析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强调了正确认识历史问题的重要性     

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

在日本的思想舆论界,甲午战争的性质被普遍认为是“开化对保守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方面将这场获得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的通行证的侵略战争美化成为“圣战”、“义战”,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思想家如内村鉴三转向了和平论,而大多数则如德富苏峰那样走向了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评介

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经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扩大,到1945年“八·一五”宣告彻底失败,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是本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对于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迄今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日本有些人仍然否认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当然要受到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和人民的谴责,其中也包括日本国内有正义感的人士和正直历史学     

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思考

作以新闻记的敏锐目光,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公民”、“历史”两册教科书的内容予以了严厉的批判。指出这类教科书是战争时期《国史》亡灵的再现,并围绕着日本的殖民统治、战争犯罪、日本同周边国家关系、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阐明了作的观点。批驳了“编纂会”教科书中的谬误,同时,针对日本民众中关于战争认识的某些模糊观念,予以了说理式的释明。     

抗战中的一次"模范歼敌战"

1939年8月,我八路军115师在山东鲁西梁山地区以劣势装备和与敌相等兵力全歼日军一支装备优良的“王牌”大队,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战争活剧,它不仅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以同等兵力歼灭日军成建制部队的“模范歼灭战”,而且击毙日本皇族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严重打击了日军盛行的“武士道精神”的“自尊”,震撼了当时的日本国内和日军上层。     

抗战中的一次“模范歼敌战”

1939年8月,我八路军115师在山东鲁西梁山地区以劣势装备和与敌相等兵力全歼日军一支装备优良的“王牌”大队,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战争活剧,它不仅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以同等兵力歼灭日军成建制部队的“模范歼灭战”,而且击毙日本皇族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严重打击了日军盛行的“武士道精神”的“自尊”,震撼了当时的日本国内和日军上层。     

日本大阪召开“99国际市民研讨会”

由“纪念南京大屠杀中国人遇难60周年”大阪实行委员会、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等20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发起的“99国际市民研讨会”，于1999年12月11日至12日，在日本大阪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国战争受害者、学者、社会活动家、律师，以及因参加过侵华战争痛感加害责任的原日本老兵和关心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日本民众约500人。     

对自由主义史观与司马史观的批判

本文论述了日本右翼自由主义史观出台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司马史观与自由主义史观的本质区别,认为:司马辽太郎论证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连续性的侵略战争,战后殖民地的独立并非是日本带来的福音;自由主义史观代表人物藤冈信胜歪曲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通州事件”、“卢沟桥事变”等历史事实,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司马史观也有荒谬之处,即认为日本没有攫取领土之意,而且有意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     

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

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日〕中明前言：日本日清战争研究的“奇怪的倾向”我在１９６８年出版的《日清战争的研究》一书中,对日清战争中日本的出兵意图做了如下论述：日本政府及军部注视着因农民战争而激烈动荡的朝鲜,与其说是对农民叛乱,不如说是对清政府的...     

日本的侵略与日本人的战争观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而结束战争,表明将对日本自甲午战争——绝不只是自偷袭珍珠港后的太平洋战争——以来的一切对外侵略扩张活动进行清算。本文针对当今日本人中对那场侵略战争依然抱有的错误认识和模糊认识进行驳斥,包括,认为美英与日本同样有罪、日本进行的是自卫战争和解放西欧殖民地的战争、把在侵略战争中牺牲的日本人奉为“英灵”和“殉国者”等等,呼吁不应局限于个人的体验,而应认真学习,正确认识日本国家以武力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     

黔南事变与独山深河桥

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了三次事变。第一次是日本拉开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第二次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七七事变”：第三次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黔南事变”。     

“本土决战”计划——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最后疯狂

1944年底,随着战火日益逼近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的处境已是“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了。据日本大本营最乐观的估计,鉴于同盟国今后将迅速地直接加重对日本本土及其在中国占领区的军事压力,日本今后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大概只能以1945年中期为限,以后的作战方式及战争指导     

评东京地方法院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受害者索赔案”的判决书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于1999年9月22日对一起“中国人战争受害对日索赔案”作出判决,首次以司法文书的形式认定日本军队的加害暴行和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明确判定日本“应该真挚地向中国国民谢罪”。尽管如此,该判决仍然驳回原告的合理索赔要求。本文认为：判决书做出“承认战争犯罪”的判定是被迫的,列举“拒绝索赔要求”的理由是荒谬的;日本法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倾向,就是不违反政府、执政党关于对战争受害者不予赔偿的基本政策;目前,日本政府在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各国战争受害者、国际社会以及主持正义的本国人民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要想促使日本政府改弦易辙和日本法院作出公正判决,需要各方面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