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史观与西人对早期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最初是由西人进行的。1830年代,西人中的对华激进派通过对清朝排外政策及其弊害的强调,为武力侵华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早期中西关系史的建构。西人这种政策论辩还导向对国际法与自然法、中西文明地位与价值的论述,同时鸦片问题也触及道德层面的思考,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西人对鸦片战争及其意义的阐释。与此相联系,他们将相关论述延伸到对清代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并以进步史观为依托,形成对中国历史未来走向的认识,中国近代早期以清朝"自强新政"为中心的变动在此种观念背景下得到评论与书写。上述论点与史观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一系列著作中,逐渐沉淀为具有较长远影响的早期中国近代史体系。     

权力与体制:义律与1834-1839年的中英关系

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是中英双方争夺交往规则制订权力的一次较量。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清朝政府坚持的对外交往体制,也明确了英国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的体制。1837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为打破僵局,在英方交往原则上向清政府和广东地方当局作出让步,实现了以英国官员身份驻省的计划,但未能得到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批准。义律的行为,既反映了他的对华关系主张,更是其力图巩固和扩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权力的产物。为了实现这种愿望,在1838—1839年,他通过鸦片问题使自己成为中英关系舞台的中心人物。     

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来华西人将中国历史当作叩开中国国门的必备认知信息加以研究。此后,借助于殖民主义的地理扩张,西人在书写中国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地方视角的研究特点,将历史视为认知地方的知识背景。这种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和理解中国的路径取向,助推西人逐步发现中文文献所承载的世界史事资源以及中国历史所蕴藏的文明规律。对来华西人中国历史书写内容的构建及其路径演进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的中国认知在近代的生成及其变迁。     

“照会”与中国外交文书近代范式的初构

在乾隆年间清政府逐步形成了外交文书的“天朝体制”。此项体制长期受到来华西人的挑战。鸦片战争后 ,英国等列强以武力和不平等条约为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照会”等近代外交公文范式初步形成。西方外交和文书体制对中国外交文书体制的硬性干预和强制替代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强力移植过程。     

遏制的逻辑——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战争边缘”政策

朝鲜战争后,在中美处于准战争的状态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采取极端的“战争边缘”(brinkmanship)政策。一时间,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东亚上空。本主要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对华“战争边缘”政策的背景,指出在艾森豪威尔“大平衡”思想和杜勒斯“不对称反应”(asymmetrical response)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华最大限度的威慑和防止东亚小国与中国联盟进而破坏远东力量均势这两大战略目标,“战争边缘”政策包括了“边缘     

日本币原对华外交与郭松龄事件

日本对华外交在一战后历经调整,1924年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提出以对华“不干涉”、重视与国际(主要是英美)协调和重视经济利益为特征的外交政策。而于次年中国东北发生针对张作霖的郭松龄事件,币原外交受到挑战,结果郭松龄受到日本关东军的强力干涉,功败垂成。在郭松龄事件上,无论币原或军部的立场都较第二次直奉战争为强硬。币原本人所主张的绝对不干涉主义在此并未始终执行,而是顺从了军部、财阀、舆论的一致主张的出兵干涉。     

晚清时期《北华捷报》上的中国声音

《北华捷报》是由英商创办的一份重要的近代在华西文报纸,其初衷是服务在沪外侨,开拓中国市场。由于与英国在华外交机构及租界当局关系密切,该报在来华西人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不仅西方人多在该报发表西人对华观感,关注中外情势的中国人对之也十分重视。自太平军投书该报批评列强助剿政策开始,中国人即在该报发表文章,在一些涉华问题上与西方人进行论辩。本文尝试以关键词检索的方式,对晚清时期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的基本情况做一总体考察。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的文章大多与中外关系有关,西学东渐、传教问题以及中国治权等问题皆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争。对这些文章及其引发的反响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北华捷报》,它并非仅仅是在华西人独霸话语权的新闻媒介,中国人亦能通过亲自用英文撰写或翻译的形式,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

1837年,在广州经营着数额庞大的对外贸易的兴泰行破产,欠下外商债务共240余万元.兴泰行债主(主要为英国散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申诉.邓廷桢命行商首领会同英人清理债务,并在长时间的争执后确定了赔偿方案.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中,即包含了部分兴泰行债务.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     

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胶州湾事件之前,中德就港口租借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交涉。德国动用了各方人马,推进公私并进的多线外交。清政府倾向于联俄以自保,对德国的无理诉求一味机械回绝,并未足够重视。德国在所谓“和平外交”与“巴兰德—李鸿章”路线接连受挫后,武力占领港口呼声高涨,又值俾斯麦去职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对华外交日趋强硬。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是这一连串交涉导向的结果。其间还留下了驻德公使许景澄主张德国武力占领港口之说,更由此揭示出德国对华新外交政策的内部博弈以及晚清驻外使馆外籍参赞僭越职权的普遍问题。     

《中国丛报》视野下的清代上海

<正>《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19世纪中前期（1832年5月）在华（广州）创办的重要综合性英文丛报（刊），其中有当时在华西人观察中国的一手史料。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为西人所广泛关注。《中国丛报》上便刊登了大量西方人对上海的知识报道，其观察视角和潜在的知识结构体现出19世纪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鲜明特征。     

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Tracing the origi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the paper examines how “jargon” became an issue of Sino-foreig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how Westerners responded to it. As a lingua franca spread extensively in the Canton trade, the so-called “jargon” (a pidgin form of patoi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as communication tool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traders. However, in the eyes of missionaries in early 19th century China, the normal Sino-foreign contact process was interrupted and distorted by both parties’ overusing of the jargon. In this regard,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uppor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y reveals an initial effort to break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突破"行话"障碍:19世纪早期来华传教士对话语冲突的反应

Tracing the origi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the paper examines how “jargon” became an issue of Sino-foreig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how Westerners responded to it. As a lingua franca spread extensively in the Canton trade, the so-called “jargon” (a pidgin form of patoi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as communication tool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traders. However, in the eyes of missionaries in early 19^th century China, the normal Sino-foreign contact process was interrupted and distorted by both parties’ overusing of the jargon. In this regard,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uppor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y reveals an initial effort to break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Fidelity and Sacrifice: The Gender Discourse of Traders in Pre- and Post-Opium War Cant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iscourse of two American couples in the China trade regarding fidelity and sacrifice during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spatial confines of the Canton system gave way to the intensified interactions of the Treaty Port era. Before the Opium War, when the Qing court had mandated that Western husbands conducting business in Canton live apart from their wives, marital tension was accentuated by the separation from absentee husbands. In the subsequent Treaty Port era, enhanced spatial mobility of the couples did not assuage their concerns. Instead, intensified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allowed them to project their feelings and expectations on the “foreign other” as racial categories developed and their imperial proclivities began to escalate. Bringing the Western women in contact with elite Chinese and other Western women only aggravated their agitation as they faced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whom they readily construed as competitors. The socio-political and spatial reconfigurations provided new dimensions to the discourse of fidelity and sacrifice. The voices of the American couples recorded here are those of individuals, but the underlying anxiety they articulated represented the growing pains of more intimate Sino-Western encounters.     

论中国古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本文依据海上交通史料 ,以广州城为主要论述线索 ,全面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过程 ,认为广州是我国海上丝调之路的最早始发港和海岸城市。徐闻和泉州是在特定条件下 ,如徐闻在番禺城烧毁 ,南越国灭后的外贸中成为新兴始发港 ;泉州是南宋偏安后 ,朝廷特别经营下成为超广州的外贸中心 ,全国最大的外贸城市。在徐闻、泉州兴盛时 ,广州外贸并未消失 ,而只是退居次要地位     

抗战时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在中国开展调查研究、刺探搜集中国各种情报信息,是日本实施侵华国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侵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利用庚款成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开启了“对支文化事业”。其以“开展自然科学研究、普及科学知识”为名,在中国开展各种调查研究、刺探搜集资源情报,尤其在全面抗战时期,包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内的整个日本“对支文化事业”体系均纳入战时体制,所有调查研究均围绕侵华战争展开,沦为执行日本侵华政策的附庸和帮凶。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接收日本在华文化机构,其侵略和情报搜集活动才告终止。     

抗战期间广东省银行沟通潮梅汇路之研究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藏近代侨汇档案,集中考察了1939年6月汕头沦陷后,广东省银行沟通潮梅汇路的成因、成效及局限,进而分析其对华南抗战的作用及贡献。研究显示,抗战期间汕头的陷落,是广东省银行沟通这一汇路的重要契机;其自身所具有的经营特色和优势,是其能够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而海内外各方则是促成汇路沟通的重要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发展壮大,并惠及数百万潮梅侨眷生计。同时为厚实国家外汇储备及赢取华南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其海外拓展的政策,英、法、荷等国在南洋属地实施的外汇管制以及英、美对中国资金的封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吸收侨汇的成效。     

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1869-1904）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本文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

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大小不等的地下抗日组织在东北各大中小城市的秘密战线进行抗日斗争。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无党派地下抗日组织、以无党派人士为主而各党派人士参加其中的地下抗日组织。上述地下抗日组织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其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则不尽相同,有侧重情报的,有侧重支援配合抗日武装部队的,有侧重抗日宣传和积蓄力量、潜伏待机的,有组织、发展实力,准备武装抗日的,有专事某项活动的,有各项工作兼做的。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不屈不挠,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风亮节。东北地下抗日人员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持有不尽相同的政治信仰,在如何进行抗日地下斗争方面的见解、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大敌当前,他们有着同样的战斗任务——抗日救国,怀着同样的爱国心,因此,在关键时刻和生死关头,相互救助,手足情深。     

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

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本文力图在把握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外贸易历史大环境的基础上,复原两广地区、西南地区、闽浙台地区、上海及长江流域、环渤海地区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