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贪多久才被抓

“中国官员真幸福,贪了十年才落马,活够本了,人生可没有多少个十年呢”“发生初次腐败行为的平均年岁龄为47．48岁。带病提拔的省部级官员,其平均经济腐败时间在10年左右,绝大多数是5年到15年之间。”     

忽必烈的“带病提拔”

正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大胆启用人才,其中提拔最快的,要算阿合马。只不过,忽必烈提拔阿合马,走的不是正常程序,而是"带病提拔"。阿合马一开始是察必皇后下属一名使人,忽必烈在全国招揽人才,皇后就推荐了阿合马。忽必烈经过简略面试,就任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史",掌管国家财政赋税,成为元朝财政权臣。忽必烈没有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3）

1925年1月,上海,中共“四大” 按中共中央早期的惯例,党代表大会是1年召开1次,这个符合民主原则、有利防止党内独裁的制度后因局势的变化,出现重大改变,但至少“六大”前这一制度还是基本上实现了。“四大”的主要议题是探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特别是如何应对右派的攻击和孙中山的“右倾”。这时,南莫斯科、巴黎等欧洲国家回来的一批热血青年,以知识、能力、热情及国际背景给中共中央注入了新的活力,迅速成为中共中央的“后起之秀”,其中的佼佼者就有周恩来、任弼时、彭述之、陈延年等人。     

胡耀邦谈“反对精神污染”

“反对精神污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当时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对“精神污染”具体内涵和如何“反对”、“清除”的做法都有不同的看法。听说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受到“非议”。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的那一年,我亲自听到胡耀邦同志就这个问题的一次讲活。他全面、清晰和针对性很强的论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难以忘怀。最近我找到笔记,并和当时一道听讲话的同志核对了记录。现记述下来,以飨读者。     

干校四名人小记——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名人佚事追忆

王瑞林,这个名字,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既不陌生,又充满了神奇。他1952年为邓小平当秘书,一干就是45年。 伴随着邓小平的荣辱浮沉,王瑞林也几经折腾,历遭磨难。1966年开始的一场“史无前例”,邓小平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王瑞林也变为“内部掌握的敌我矛盾”。由高居党内第七号领袖的大秘书,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党内和谐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并且提出了“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创新思路,使“党内和谐”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重要议题。本文就“党内和谐”的内涵、价值及其路径选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分析。     

试析“康生现象”的历史条件

康生,这个没有任何著作的“理论家”,却曾以“理论权威”的面目,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制造过许多冤假错案。不少传记作家和研究者谈到康生的累累罪行,常常归于康生的个人品格──善于钻营,看风使舵,阴险狡诈,等等。《炎黄春秋》1996年10月发表的温济泽的一篇短文中说：“为什么如此一个大奸,能隐藏在党内如此之久并步步得逞高升呢？这不能光从个人原因,而应从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党的某些制度上找出根源。”我很赞成这一分析,也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一、党内一度出现了“思想的荒漠”康生能够横行于一时,是和党内…     

陈独秀与首次国共合作

在实现首次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历史事件中,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处于重要的地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他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陈独秀对国共合作政策的态度,可以1922年8月的中共中央西湖会议为标志,此前反对,此后拥护;斗争的焦点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形式问题。他在1923年7月举行的中共“三大”上报告说:西湖会议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     

七千人大会上党内领导层的意见分歧

七千人大会上,党内高层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困难形势和错误程度的估计;对经济困难原因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认识;对“人祸”具体内容的理解;对于错误责任的分析。由于这些分歧没能得到很好地解决,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七千人大会引发的悲剧凸显出了切实实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性。     

党内民主研究中的几个前沿性问题

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日渐明朗,学术界和理论界关于党内民主的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关于党内民主发展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到一些深层次和比较敏感的问题。本文从党内民主发展的突破口、党内民主与党的民主化、党内民主论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三个层面,对党内民主研究的相关前沿性问题予以关注。     

菅直人“死刑”变“死缓”

他的“出尔反尔”反而会激发民主党内更大的反弹 近日,在野的自民党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民1主党内的小泽派系和前首相鸠山派系乘势威吓要倒戈造反。结果,在于钧一发之际,日本首相菅直人与鸠山达成协议,用“模糊的F台承诺”换来了党内的团结,成功逃脱下台的厄运。随后,菅直人义出尔反尔,不愿意明确下台日期,甚至否认先前的承诺,以致于鸠山怒骂昔日的战友是“大骗子”,让全世界看到一一场难得的日本政治闹剧。     

试析党内监督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江泽民同志曾经强调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十四届四中全会又要求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党的十五大再次作出了反腐败“监督是关键”的正确论断。这些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目前,从党内监督来说,监督并不少,例如有党员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有各级代表大会对同级党…     

苏联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续四)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 概念之被放弃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再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术语。这自然产生一个疑问,马克思是否放弃了这个术语或是放弃了这个概念。 对这个问题,苏联学者有各种不同的回答。有一类学者可说是坚持论者,其中有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未改变他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另一部分人同意此说,不     

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党内存在的“左”倾理论推到了极端,现在虽经过清理,可是有些影响还在人们的思想中不知不觉、根深蒂固地存留着。研究民国史上的人物时,这个问题就看得较清楚了,研究民国史上的一些反动人物,更是如此。我们史学界有一种说法,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民的历史,在有了共产党后,就只能研究党的历史、革命史。其实这种说法是     

张闻天与所谓的“二十八个半“

中共党史上的“二十八个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个源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留学生中因对问题不同的认识而产生的谑称,在后来延安整风期间因王明的关系而被康生上升到教条宗派的高度。张闻天当时也被划归其中。此后这个一直说不清的“二十八个半”便成了一根棍子,并被各种野史书刊大肆炒作。《张闻天与所谓的“二十八个半”》一文对此来龙去脉予以梳理剖析。     

剑胆书魂品舒同

在共和国开国功臣榜上,舒同是有作为、有才华的一位。毛泽东说他是“马背书法家”、“党内一枝笔”。他为人讲诚信、认死理,有时耿直到伤和气的程度,由此又有“毛驴子”的名号。他的风雨人生极富传奇色彩,细细品之,对我们这一代人极有教益作用。     

走近“中国革命摇篮”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洋学府”恐怕要数莫斯科中山大学了。这所由俄国人出资创办、并冠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之精英,中国政界要员也曾在这里频频亮相。从这里走出来的莘莘学子在“取经”回国之后,陆续成了中国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曾任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以及蒋经国就是从这个学校里走出来的。多少年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莫斯科中山大学一直被视为“禁区”而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出现在中山大学的党内和党外的一系列斗争更是…     

漫长的磨难——北大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

1957年“反右”“扩大化”,北京大学许多师生蒙受不白之冤。20多年后,这些人多被改正。我这个不在“另册”之内的“右派”情况特殊,经过42年的磨难,到1999年才得以改正。是北大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大鸣大放”和我们班的大字报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存在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提到肃反时说肃反运动有错误,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还提到高等学校中党委制不一定适合,要改进一下……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     

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跨党造成党籍交叉,部分党员出现了身份认同问题。为避免发生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其右派则极力破坏国共合作,两党矛盾日渐激化。中共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严拒。国共合作虽曾促进国民革命及中共力量的发展,但“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包含的政治逻辑矛盾,也给国民党提供了“分共”口实。两党关系最终破裂,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固属重要原因,共产国际包含矛盾的政治决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考证中国最早的流氓史

一“流氓”一词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流氓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这后一个涵义应该是白话文以后出现的,而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流氓,特指男女之间性关系上有问题的人。与流氓有关的一个词叫“耍流氓”,但“耍流氓”并不是戏弄流氓,而是流氓戏弄别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也不懂。虽然流氓特指男女关系问题的这个涵义是新的,但乱搞男女关系的行为在中国却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我们的古书里也记录了不少这样的故事。追溯起来,根据本人的考证,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大流氓出现在战国末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