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清代墓葬考古发掘报告

2020年4月至5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清理了11座清代墓葬。这批墓葬的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保存状况较好,根据墓主人数量的多少可分为单人葬墓、双人合葬墓和三人合葬墓。出土的随葬器物较为丰富,主要有陶器、瓷器、玉器、铜器、金银器等。尤其是金质发簪,成对出现,成组使用,并且制作工艺复杂,造型生动别致,纹饰多样精美,是了解和研究清代首饰的重要实物资料。综合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初步判定这批墓葬从清早期一直延续至清晚期,这有助于探究清代中关村地区乃至北京西北部社会生活状况与丧葬习俗。     

中卫出土春秋青铜饰牌

1987年7月宁夏中卫县双瘩村群众平田整地时，在村西南约200米处沙丘地表上，发现了一批青铜器物，经博物馆工作人员实地勘察，属春秋时期墓葬。并进行抢救性清理，从清理的11个坑位中，整理出400余件器物，其中以动物纹样为主要特征的各种青铜饰牌最具特色。     

“南海Ⅰ号”瓷器反映的多文化融合

器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内涵,器物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易经》中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物即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具,其外形和制造过程蕴含了文化理念和民俗信息。m民间陶瓷源于民间生活,充满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纯真质朴的向往和期盼,反映了人们生活状态、思想情感和审美习惯的变化。     

西安上塔坡唐王府君墓发掘简报

2012年9月至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配合清凉寺森林公园建设项目,于上塔坡村北发掘一批战国至明代墓葬。其中M102为天宝九年王府君及夫人合葬墓,综合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发掘者推测王府君身份应当为庶人。     

论敦煌文献的名物研究——兼评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

敦煌卷子中各种簿册、字书等杂用文书占了很大比例,保存了细微而具体的器物词汇,还有少量地方特点的名称,补充了传统文献的不足,是弥足珍贵的名物研究资料。以前的敦煌文献考释者在校正字形,贯通异名别称,没有把名物研究作为一个努力方向。当然敦煌文献作为实用通俗文书,别字、坏字错杂其中,名物词缺乏语境,构成敦煌名物词考释的难点。上世纪后期的器物研究兴起,以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的深入展开,敦煌名物词研究出现了新的景象,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后称"杜书")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杜书首次对敦煌文献名物作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研究,采用了七种考释方法,大量吸收其它学科的成果,卓有成效,是近年来一种优秀的名物学著作。     

创辟创新 求真求实——读《平顶山应国墓地Ⅰ》

<正>河南省平顶山应国墓地发现于1979年,至今已逾30年。该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从1986年至2007年,历时21年,共发掘西周早期至汉代的古墓500余座,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玉石器、陶瓷器,多件青铜器铭文内容极其重要,为研究应国历史文化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应国墓地1996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入选河南省20世纪20项重要考古     

小议觚形瓷器之造型

现时被称为“觚”的器物,其造型特征为：大喇叭形口,长身,细腹,斜坡状高圈足。除“觚”这一定名外,亦有“花觚”、“简花觚”、“凤尾尊”、“出戟尊”、“觚式瓶”等名,绝大多数的此类器物都出现一器多名的情况。事实上,对哪些器物可称其为“觚”,仍未有定论。     

陕北地区汉画象石中的博山炉图像初探

陕北地区是汉代画像石墓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目前所发现、发掘的画像石墓已达数十座,这些墓葬不论在形制、随葬器物,还是画像内容、雕刻技法,均表现出极强的地域特征,反映出汉代陕北边地独特的社会历史。     

黔墨铭文汉韵——器物上的贵州书法简

在贵州发现的元代及元代之前的铭文器物——金属器、陶器、漆器,为数不多,现存器物铭文较少,且多集中出现在汉盛里。这些带文字的器物不一定都产自贵州,器物上面的字未必都是当时生活在贵州土地上的人们所书写,但是,无论它们产自本土,抑或由外地流入,毕竟让我们零星地了解到贵州历史上一些时期所存的书法状态。综观这些贵州考古发现的器物铭文,     

唐金背禽兽葡萄镜钙化锈的清除及研究

2002年西安市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东郊马家沟发掘了一座墓,从墓志知为唐都刺史闫智夫妇合葬墓。该墓出土的一枚金背禽兽葡萄菱花镜是目前国内少有的一枚宝镜,其金背上各种高浮雕式的动物造型生动逼真、神态各异,动植物纹饰精细华美,工艺精湛娴熟,当属出土器物中的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