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侍中与三省制

汉魏时期的侍中是皇帝的近幸之臣,其设置、地位、权限几经变化,最终演化成门下省的长官,成为实际执掌国家枢机的"宰相"。曹魏时期是侍中职权转变的关键阶段,特别是它以特殊的方式介入尚书、中书的权力范围,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本文根据曹魏侍中的设置特点和权力变化,考察其与尚书、中书的密切关系,着重突出曹魏侍中在当时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部落与民族主义的竞逐——1953年法国在摩洛哥的政变与格拉维部落的兴衰

部落构成了中东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是理解中东国家必不可少的视角。1953年,法国在摩洛哥发动政变,废黜了支持民族主义力量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格拉维部落在此期间经历了兴衰起落。此次政变集中反映了摩洛哥国内部落和民族主义力量对国家政权的竞逐,是观察中东地区部落和国家间复杂逻辑关系的典型个案。摩洛哥传统势力的代表格拉维部落与国家间关系表现出复杂形态:部落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崛起,部落对抗民族主义力量发动政变企图控制国家,最后部落被国家抛弃而衰落。在部落和民族主义竞逐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法国殖民者成为二者沉浮的决定性因素和制衡力量。由于部落对国家认同的脆弱性,殖民主义政权得以通过玩弄部落认同对殖民地进行分而治之。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目的地制度性行为对目的地品牌资产的作用路径研究——来自西北五省旅游业的市场证据

在旅游消费升级驱动下,目的地品牌化日益成为国内外旅游业竞争的焦点。本文基于制度理论,从游客的全新视角探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中目的地的相关制度性行为如何影响目的地品牌资产。数据显示,旅游目的地不但可以通过制度性行为正向影响目的地品牌资产,还会通过品牌合理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品牌资产;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不同于一般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适用机制,目的地制度性行为效应的大小独立于目的地熟悉度的高低,目的地熟悉度并不是目的地制度性行为发挥效应的外部条件。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展现了制度效力对目的地品牌建设的重要作用,还能进一步丰富目的地品牌资产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并为目的地营销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保护主体之解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人类、全社会卷入的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各方面主动扮演相应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优势、承担特定的责任。把各个方面建构成积极有为的身份,就成为非遗保护的一项颇有建设价值的理论工作。其中,以"主体"身份看待相关的各个方面,是一项有益的尝试。界定非遗的主体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实际上也是探索建立非遗保护这项公共文化事业的分工合作的身份框架。     

薄荷醇提取秦俑坑出土彩绘遗迹的性能评估研究

薄荷醇作为新型的考古发掘现场临时固型提取材料,已经在秦俑一号坑的考古工地上得到了成功应用,但是关于薄荷醇实施提取的安全性能评估还需要深入研究。本实验开展了薄荷醇在秦俑一号坑考古发掘现场的遗迹(土壤和彩绘漆皮)上的实验室性能评估;采用压汞法研究了薄荷醇处理前后秦俑土颗粒的孔隙结构变化;采用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镜考察了薄荷醇施加并挥发过程中秦俑土和彩绘漆皮的显微结构变化;采用GC-MS分析了薄荷醇的残留;对薄荷醇挥发过程中在文物遗迹基底上的再结晶现象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薄荷醇提取遗迹后不会破坏秦俑土的物理结构,彩绘漆皮形貌完好,作为考古发掘现场遗迹提取材料,薄荷醇在出土秦俑彩绘遗迹上使用时是安全的。     

再论三三制民主的实践——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三三制是中共提出的新民主模式,旨在扩大民主参与、促进社会团结,它是在陕甘宁边区基层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吸纳更多的党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扩大了抗日政权的代表性,而在其具体实践中,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民主制度,党领导下的"放手"与"包办",无时无刻不潜存着种种张力。回归三三制民主的历史实践,能更好地认识这一民主模式。     

国家文化公园:理论溯源、现实问题与制度探索

"十三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新阶段,但是文化遗产管理体系复杂、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等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因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应首先理顺国家文化公园与既有遗产保护体系之间的逻辑与关系,建立以重大文化遗产为主体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以保护传承为首要目标,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突出国家代表...     

《艺文类聚》“参见法”述论

本文对《艺文类聚》208条参见条目进行了梳理,说明了参见法的呈现方式,分析了主条目和参见条目的对应关系。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