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役与中国古代役制宏观研究的新取向

<正>民之赋役,不仅是一国理财之本,更为国家经济治理之途,故中国古代赋役之制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虽然古代赋役常被并称,但赋与役之间实有质的差异。就此观之,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研究则存在重赋轻役现象。如果再进一步聚焦中国古代役制,更能发现其诸多研究瓶颈。若欲推动役制研究的拓展,既需对中国古代役制的结构性检讨,亦应诉诸历代役制性质的再根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职役的再认识实为门径,它是中国古代役制研究再出发的关键。     

唐代陵户问题考论

唐玄宗在开元十七年拜谒定陵、献陵、昭陵、乾陵四陵后,为每陵设置三千户百姓供役。三千户实即六乡百姓,属于专门服务特定帝陵的奉陵户,其中包含了"四百人"或"三百人"的陵户。陵户由诸陵署管理,从事守卫、洒扫和筑坟等日常劳作,免除课役;而其他奉陵户则被州县征派,服杂徭力役,但蠲免陵寝之外的其他正役与杂徭。唐代陵户身份并非以开元十七年为界分为贱民与良人,谒五陵大赦诏中的陵户放良仅针对五陵中贱民身份的官户,不具有普遍性。事实上,贱民身份的官户与百姓良人一直都是唐代陵户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唐以后役制的变迁,陵户在国家管理层面一度失去役的特征,但地方实际用役逐步恢复了陵户的职役本质。总体上看,唐代陵户问题凸显了唐代役制的复杂性和唐宋役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唐后期税收政策与胥吏阶层的发展

唐后期随着两税法的确立以及"量其资产"税收政策的变化,胥吏阶层也逐步庞大,其作用在基层管理尤其是税法执行中得到加强,形成了超过前代,并继而影响后世的胥吏阶层的崛起,而唐后期正是胥吏阶层地位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赋役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唐后期乡村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密切。唐代是赋役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唐后期赋役制度变迁亦开启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调整。对此,学术界已经在乡官到乡役的变化以及两税法与乡村制形成上取得了诸多成果。     

马端临“职役”概念及其意义

马端临“职役”概念产生于中国古代“职”不断“役”化基础上。马氏认为,“职役”本质为“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是其内涵特征。但《文献通考·职役门》又收录“差役”相关史料,而差役中“吏”阶层与职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内涵特征存在较大距离。这一编排,不仅与马端临职役概念内涵特征相冲突,也使差役被读者误为职役概念外延,甚至将差役与职役等同。马端临《文献通考》呈现差役面相及后人理解发生偏差的根源,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官民语境,使“吏”阶层处于被遮蔽状态。辨析马端临职役概念,对认识中国古代役制和行政管理体系有一定意义。     

辽代“黑龙江”考释

本文认为,辽代"黑龙江"并非指今天的黑龙江及其支流松花江、嫩江,而是指辽代庆州境内的黑河,即今天内蒙古的查干木伦河。辽代"黑龙江"名称的出现既源于契丹社会的龙文化和黑龙崇拜,又与辽道宗的汉化倾向以及庆州黑河的地域特征相关。金元时期,"黑龙江"的指称范围东移至松花江和嫩江流域,同时随着达斡尔人的北走而扩展至今天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地区。明清时期,"黑龙江"的含义延伸至今整个黑龙江,并与松花江和嫩江明确区分。"黑龙江"名称的出现及迁移反映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文明的紧密关联。     

宋代桑税考论

宋代桑税肇端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除与桑蚕业、丝织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以外,唐宋之际两税法制度的变迁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宋代赋税体系内,桑税是国家正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征税方式北方以桑功计量,南方则依据桑地征收。桑税的出现是土地作为征税对象进一步细化的结果,也是宋代两税区别于唐代两税的一个重要特征。     

试述金代黑龙江流域的盐业

金代的黑龙江流域食盐生产形式多样,肇州、乌古里石垒部和速频路分别为土盐、池盐和海盐产地.该区域盐法除了保留原有的盐税制度外,还吸纳了北宋中原地区的盐专卖法.其中,灶户制度、盐引制度、官定盐价以及划区销售在黑龙江流域都得到推行.在盐务管理上,盐场和盐使司分级负责,以及盐利岁额固定和盐官分办的管理模式在该区域亦被建立.金代将黑龙江流域与中原在行政管理上连成一体,女真族对黑龙江流域的开发经营,以及黑龙江流域与中原民族交往的加强,都推动了黑龙江流域盐业的外延拓展和内涵提升,使金代成为黑龙江流域盐业发展的高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