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方武力与基层社会治安研究》读后

<正>明代270多年,为应对各种纷乱的国家治安隐患和难题,明廷致力于构建一套包括民壮、弓兵及各种乡土民兵等在内“官民相得”的基层社会治安防御体系,对国家与社会均产生深远影响。杜志明教授《明代地方武力与基层社会治安研究》(以下简称“该书”)一书于2021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面梳理了明代的基层社会治安问题,系统总结了明代卫所体系外各类地方武装的兴衰及其对基层社会治安的影响。总体看,全书有三个方面的探索值得学界关注。     

为了变革而认识——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

黄仁宇对明代漕运和财政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点。他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认为这种体制长期僵化不变，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但也受到一些专业学者的严厉批评。事实上，黄仁宇的史学研究与学院派大异其趣，也难以用学院派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史学研究是从其身经战乱的独特经历生发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属于“为了变革而认识”的“政论史学”;而其所说的“洪武型财政”,可以视为一个突显明代以降财政以及社会和国家体制之“荒谬”的统摄性概念。尽管其立场与观点存在明显偏颇，但如果仔细体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具体评述，可能会发现不少“片面的深刻”之处，强烈的批判意识确实使他洞察到明代财政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缺陷，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也颇有启发性。     

“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

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布鲁尔提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强调行政机构扩大、财政税收增加与军事力量膨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分析近代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框架,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夸大了近代早期国家的能力、忽视了对财政资源的使用状况。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对“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进行补充与修正。“承包人国家”概念挑战了“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着眼于国家将部分战争工作承包给私人,强调了私人部门在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财政-军事体系”则采取了跨国的视角,关注国家、次级主权政治体和私人之间在军事活动中的互动,通过一系列“财政-军事中心”交易战争所需的人力、资金、物资、专家、服务和情报,从而勾勒出一个遍及欧洲的战争资源网络。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欧洲军事史和国家形成的视野与思路。     

明代商税研究述评

正明朝中后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人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由此也产生了一定的商业利润,对明代商税乃至国家财政运转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学界也形成共识即明朝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与控制无所不在,商税也不例外。明末财政危机的存在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可以发现:明代商税与国家财政之间出现了断裂。但是,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还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本文欲通过对明代商税研究现状的梳理与辨析,重新审视明代商税税制,进而为明代财政状况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政数目字管理

正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针对土地行政面临的问题,重新启动数目字管理。对数目字的管理,学界已有研究。万明指出,地政数目字管理也就是将国家土地、税收、财政等社会资源信息纳入数字化的记录系统,解决国家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万明:《16世纪明代财政史的重新检讨——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116～130页)。卢现祥认为,数目字管理并非仅限于数字的统计和量化管理,而且包括管理和制度安     

“明代赋役—财政变革与国家和社会之关系”笔谈

<正>【编者按】财政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命脉。每一次重大的赋役改革和调整,都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格局。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期的16世纪的晚明,曾围绕赋役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既是自宣德以来赋役制度改革的延续,又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学界关于明代赋役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成果不少,然对于明代财政史却缺乏总体把握,以至于在20世纪末被学者称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世纪遗憾’"。目前仅     

明代宫中财政述略

明代宫中财政是明代国家财政的一部分,它不仅与“掌天下户口田粮之政令”的户部息息相通,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整个封建王朝的社会经济,因此了解其具体状况,弄清它是采用什么手段敛财,又是怎样奢费的,对研究宫中用度的奢简与帝王求治的关系、宫中奢费与宦官的关系、以及明代宫中财政的特征和历史地位等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鉴于史料零散缺佚,兹掇拾残简试述,以求史学同仁指教。     

《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评介

赵克生著《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于2012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34万字。开篇之章为导论,以明全书旨趣,又分上、中、下三编,即“国家礼制与与明代宫廷”、“国家礼制与明代官僚阶层”、“国家礼制与地方社会”三个主题,每一主题取三、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皆以礼制为题眼。     

开创明代国家财政研究的新局面 ——读《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财政,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财政史研究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但熟悉明史研究的学人都知道:明代财政史最为难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大部头的《明代财政史》问世.近读万明研究员、徐英凯教授合著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感触良多,该成果不仅对《万历会计录》这一珍贵的史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整理和多角度的分析,还为研究明代国家财政结构和白银货币化提供了资料保障,并开拓了明代财政史的研究视野、理论和方法.     

《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评介

<正>明代卫所制度不仅是维护王朝国家安全的军事控制体制,也由于长期远距离的移民屯守及军户管理模式,极大改变了卫所所在地的人群结构、文化风俗、聚落形态、生活周期乃至基层治理模式,深刻塑造了诸多区域的社会面貌。正因为如此,卫所制度与地方社会的研究,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吴才茂教授《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旨在追索贵州何以形成的基本问题,循着“明代卫所制度可能是解开贵州地域社会形成钥匙”的思路,对“明初贵州边疆形势与卫所设置”“卫所变革与贵州政区格局的演进及形成”“卫所城址的筑建、演变与贵州城镇的形成”“卫学教育与贵州文化区域的初步形成”“卫所官军的籍贯及其对贵州民族分布的影响”“卫所武官后裔的身份变迁与村落形成”“卫所卫军后裔的身份坚守与‘屯堡’的形成”七个专题展开论述。该书层次分明、图文并茂、论据翔实、富有创见。     

大庾岭路与清代南雄州之虚粮

清代的赋税“原额”与明代“万历原额”之间具有特别的承继关系,本文以大庾岭路所经之南雄地区为对象,考察清代原额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受到交通要道影响之后所出现的模式,藉此展现“万历原额”演变成清代“原额”的具体情形,以探讨国家赋税制度与基层地方历史的互动,以及在赋税问题上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对话过程。     

明代地方城市的“坊”——以江西省府、县城为中心

本文主要论述唐宋坊市制崩溃以后,明代地方城市中“坊”之情形。明代地方志所记之“坊”,有牌坊、街坊、乡坊和坊图四种不同涵义。牌坊为旌表建筑物,街坊为居民居住区,乡坊之“坊”是人文地理概念,指城内外一定地理区域,坊图之“坊”等同于里、图。作为“地域实体”的街坊,其形态已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坊市,表现为开放式的条形街区,而不是封闭的方形区域;城外街区亦得称“坊”;坊的数目增多,其规模较小。街坊与城市里甲密切相关,是城市里图区划的基本依据。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所谓庞大的很多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想象构成的一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杜赞奇说,我们不要用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从民族国家里救出来;施坚雅而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日本、韩国强调亚洲史、东亚史,弱化中国与中国史,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历史单位”;1996年以后“新清史”诞生,形成一股大潮。看起来似乎只是国外中国学界各种理论、学派、观点的争鸣,但实际上掩藏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中国”、“中国史”这些概念,面临被消解、结构的困境,学术争鸣的后面又藏着政治的背景。国内学界如何应对,如何解决,本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礼俗互动：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分析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一直有着强烈的学术本土化建构意识，而多学科学者围绕“礼俗互动”的持续讨论，则是其中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礼俗关系是中国社会自身建构之根本，而“礼俗互动”则是中国社会礼俗关系中的基本面向，具有成为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学术潜力。近年来的“礼俗互动”研究，逐渐指向关于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分析框架，并在三个层面显现出学术活力：第一，探究传统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第二，理解大一统观念何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并显现出强大活力；第三，描述中国社会结构与基本性质。关注这一学术潮流，进一步辨析礼俗关系和“礼俗互动”概念，有助于激发其作为研究范式的学术潜力，为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做出应有贡献。     

论智利思想家毕尔巴鄂对“拉丁美洲”概念的建构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拉丁美洲”这一名词出自法国人或哥伦比亚人之手,然而,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表明,这一概念的建构者实为智利思想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长久以来,“拉丁美洲”概念的生成并未受到足够关注,这对理解拉美地区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造成很大障碍。通过对大量西班牙语和法语一手文献材料的研究,“拉丁美洲”概念生成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同时,这一概念建构者的形象也愈发丰盈。毕尔巴鄂对其身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倍感忧虑,对于他者的文明与野蛮认知深刻,他怀揣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构建出“拉丁美洲”这一属于所有“拉丁美洲人”的身份概念。     

明代前期大同镇的军饷问题

明代大同镇的军饷收支是理解整个明代军饷问题的典型案例。明代前期,大同镇"以一镇之收入,供养一镇之军士",屯田、地方税与食盐开中是大同军饷的经常性来源,收支基本平衡。这一时期的军饷开支尚未成为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但是其饷源结构的固有缺陷已经存在,表现为屯地不足、环境制约和官僚势要强占等,军饷增长空间受到严重制约。到明朝中期,因明蒙战争频繁发生,军饷支出暴增,大同镇对国库的依赖日深,边镇粮饷才成为明朝国家财政危机的主要因素。     

明代佛教壁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学界一般认为明代是壁画发展的衰弱期。于美成《20世纪中国壁画研究》（《文艺评论》2004年第3期）指出：“明清以后（壁画）逐渐衰落。进入近代,一片空寂景象,壁画出现一个历史的断层”。宗世英《壁画的时代性》（《松辽学刊》2002年第5期）云：“明清时,墓室壁画更是衰落,多为民工匠人之作。明代的寺观壁画以北京法海寺为代表,此为宫庭画师之笔。”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明代壁画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也就可以理解了。     

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

正众所周知,国家治理是指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使政府、地方、社会以及民众之间的资源配置达到最大(最优)绩效,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就北魏政权而言,财政体制变迁一方面体现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国家权力和自耕农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强化的趋势。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北魏财政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陈寅恪、陈明光、李锦绣、严耀中、逯耀东以及渡边信一郎等先生都有专门论述,无须赘言。但如果从财政体制与税收嬗变视角下考究北魏国家治理问题,学界似乎少有相关论述。因此,本文试对该问题做一初步探究。     

大元帝国的影子和明初边疆政策

正明代边疆政策这一研究课题涉及范围比较广泛,内容多样,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可以从中央政府的立场和利益出发,也可以从边疆的视角谈起。同样,分析明朝边疆政策时,不可偏重汉族而偏废少数民族所扮演的角色。下面笔者简单谈三个问题,即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明代边疆政策的全球化。一、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明代初期,国家封疆所在变化多端。1368年正月初四,当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的时候,他所控制的区域实远不如后来明朝版图之辽     

清代银元代铸币初探

正清代银元中存在着代铸币现象。但这一问题一直未得到泉学界与收藏界人士的重视,更谈不上进行系统全面研究,本文对代铸币现象作一初步探讨。一、代铸币概念众所周知,我国的机制银元出现在清朝的光绪年间。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为了解决地方财政窘境(或兼有中饱私囊之意图),纷纷打出"防止白银外流、权利当留国内、以利国计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