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浦阳江改道与萧绍平原水利转型

浦阳江改道是浙东萧绍平原开发进程中的关键节点。浦阳江下游考古资料以及嘉靖年间成图的《广舆图·浙江舆图》可以补证明代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前的东出流向。以改道为契机的萧绍平原综合性水利整治完成后,区域水利事务在空间上由平原内部转向外围,其主体内容也从分散的蓄泄“内水”转变为统一的障遏“外水”,由此平原河湖水系联结成完整的水利系统。改道打破了萧绍平原东西之间的河川阻隔,山阴、会稽和萧山三县围绕三江闸、江海塘和麻溪坝等水利工程的创建与维护,从分散走向“山会萧”水利共同体。     

清代移民社会图甲的废立与运作实态研究——以新见宜春县图甲文书为中心

清代为处理移民户籍问题,各地在既有图甲体系外建立特殊的移民图甲。以新见江西宜春县图甲册、图甲合约、图甲账簿为核心资料,从图甲体系的重建、移民图甲的废立以及图甲的实际运行方面,对清代宜春县这一移民社会中的图甲体系作初步考察可知,清代宜春县图甲体系深受移民的影响,移民不仅大量进入原有的图甲体系,而且成立了专门的移民图甲。图甲的实际运行以各种“置酒”活动为依托,通过“置酒”仪式联络分散的图甲成员,加深彼此的认同感,讨论决定图内事务,并以合约的形式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文献与田野三视阈:中古州县治城位置考证方法研究——以唐代昌州治所变迁及静南县治地考辨为例

本文以唐代昌州治所变迁及静南县治地考辨为个案,提出文献分析与田野中的记忆、形胜、文物三视阈相结合,考证研究中古时期州县治城位置的方法。考证指出,唐代静南县必定不在今大足区龙水镇,也不在今大足区三溪镇,应在今大足区西五十里之地,旧称静南坝,即今大足区高升镇太和坝张家坝。乾元元年(758年),昌州初治昌元县,在今荣昌区盘龙狮子坝狮子林会龙桥,历史上又称旧州坝。大历四年(769年)迁移昌元县治到“南凭赤水,北倚长岩”的赖婆村,即今荣昌区河包镇。昌州因大历六年(771年)战乱而废,大历十年(775年)重置,至元和年间,昌州治和昌元县治地记载已不清晰,但至迟到元和八年(813年),昌州治所已经从昌元县改治静南县。到唐末景福元年(892年),昌州治从静南县改为大足县。考证过程中发现,由于传世历史文献地理认知上存在里程计算感性、方位坐标僵化、方位指向模糊、简脱衍串明显的“四大不精”,所以,在考证古代州县治地位置时,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须用田野考察获取的乡土历史记忆、实地山川形胜、周边文物支撑三视阈对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校证。     

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

蒙文通的学术有两个重点,一是“古史多元论”,一是“大势变迁论”,两者皆牵涉到近代从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复杂学术背景,尤与其老师廖平的独特经学观念相关。“古史多元论”这一震撼当时人心的新说,是蒙氏用历史思维处理廖平这位经学家所提出问题的结果;而“大势变迁论”强调史事发展变化之过程,及其间各分子的交互关系,故必须联系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层面来观察,体现出蒙氏日益成为一位新学术体制中的专业史家。从经学到史学这一学术转变的进程也反映出那一时代价值层面上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被吃掉的文字:拉祜族文字神话与书写的人类学分析

关于文字的神话有肯定型和否定型两种类型。拉祜族的文字神话叙述了该族从有文字到无文字的过程,文字充满了神秘性和非原生物质性的特征。将文字放置在西南边疆区域社会变迁中观察,被吃掉的文字神话其实反映了历史上拉祜族在边疆族群政治结构中的边缘性地位。文字神话与地方社会权力、宗教镶嵌在一起,"创制新文字"和书写实践对于"无文字民族"而言具有重获丢失的文化财产的政治隐喻。从整体视角来审视拉祜族及中国西南藏缅语族的文字神话,拓宽了文字研究以"文/野"之别和"中心-边缘"划分的研究视野。     

道路与桥梁施工中软土地基施工技术应用

随着我国在经济水平上和科技实力上的大大提高,以往的交通运输行业难以跟上新时代新发展的步伐,因而国家对交通运输行业又提高了要求,随处可见的道路桥梁工程建设就是最好的体现。但道路与桥梁的工程建设中往往会出现问题导致工程的施工进度较为缓慢,因而在生活中,我们会时而见到某些明明相差不大的道路与桥梁建设工程的竣工时间会天差地别,同样的施工材料、施工技术人员、施工区域面积等,偏偏有的道路与桥梁工程的竣工就是要晚了很多,造成这样明显差异的因素很多,其中较为常见的一个就是道路与桥梁施工过程中软土地基的施工面积过大,给道路与桥梁的工程建设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和考验。因而,在道路与桥梁的工程建建设中若想使施工的进展得以加快,就必须针对软土地基问题作出解决方案。而解决方案就是采取软土地基施工技术,本文就以道路与桥梁施工中软土地基施工技术应用为主线展开,从软土地基的特点及其对道路与桥梁施工的影响、软土地基施工技术在道路与桥梁施工中的应用措施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

曹兵武的《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一文,探讨的是从具体的考古资料到知识与思想的一般路径及其在考古学学科发展中的必要性。文中既涉及到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考古发掘、调查资料的处理包括保护,以及考古新闻报道、报告、论文、概述性著述和普及性著述等几种文本的地位和作用,也涉及到由资料到理论和思想相关信息与知识的展开与构建的过程,涉及到由私密或者专业的知识到公共的知识的交互反馈及相互促进作用,还涉及到公共考古学与考古资源的管理问题。总之,对于考古资料的多元视角,对考古过程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下社会普遍关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建设的需要。考古学不仅仅发现物、发掘物、研究物,连最保守的考古学家也承认考古学可以由物见人,研究古代的技术、社会和精神领域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关键性问题。当然,以巨大时空范围内的人类遗存及其文化为对象的考古学在新考古学范式下提出追寻人类文化进步的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曾经令一代学人为之振奋,尽管现在看来不仅是考古学,连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都距离这个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但是至今我仍然十分敬仰这种豪迈但却是建基于理性与科学之上的学科理想。我...     

《四库提要》早期纂修史事新证

新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翁方纲、姚鼐等纂《四库提要》稿1册,收录22种书的26篇提要,其中6种书的提要未见于已知著录。此稿经四库馆总纂官审阅并拟定处理意见,钤"臣昀臣锡熊恭阅"朱文长印。比勘目前已见翁方纲、姚鼐《四库提要》分纂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四库提要》底稿内容与之基本一致,修订文字则未见于其他分纂稿,且部分修订文字为《四库全书总目》定稿采用。考订可知这批底稿抄写时间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间,修订文字形成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至九月间。从时间上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四库提要》稿晚于分纂稿,早于《四库提要》汇总稿,应属《四库提要》修订过渡稿,保留了提要早期修订过程中的原始面貌,对于厘清《四库提要》早期纂修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断裂、变容与再造:1928-1934年的国家祀孔传统

1928年2月,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悸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一时间舆论哗然,旧绅、学界以及地方军、政势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为纤解困境,“国府”会议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的混乱样态。1934年6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断裂、变容与再造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奔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时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时代转型之际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