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生态博物馆

博物馆是近代兴起的社会文化事业,一个世纪前被带到中国,中国在百年风雨中一直磨合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态博物馆是博物馆中的一。个新的类型。作为西方后工业时代的产物,我们要探索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城市文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博物馆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固化收藏、研究展示与教育桎梏,而承担起了教育、文化传承、城市“客厅”形象以及改善民生的社会职责,有力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当前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已经开始重视时代的发展要求,其与社会的紧密程度也不断加深,更好地承担其社会责任,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基于此,文章就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城市文化进行了分析。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阐述了对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城市文化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第二个部分分析了博物馆的社会责任;第三个部分分析了博物馆的城市文化;第四个部分提出了博物馆促进城市文化建设的途径。     

从博物馆形态重构看历史建筑改造的中西差异北大核心CSSCI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考验着世界各国对自身文明与当代文化导向的思考,这其中将历史建筑改造为博物馆则是这种思考的重要体现。中西方在此类博物馆改造中,所呈现出不同的重构形态,不但有技术与制度上的原因,背后实则折射出不同的文化视角,本文试从以上几个方面,通过典型案例解析博物馆建筑重构形态的差异,并以此阐发博物馆形态在重构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希望能给如何评价历史建筑改造博物馆带来一种新的解读。     

亦师亦友博物馆

博物馆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发展重要的形象代表,并利用其特有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历史和现代文化的独特功能,在近百年的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间关于博物馆的概念和职能方面也不断地完善和创新。在西方,古典的博物馆概念是指“广泛而集中地进行科学研究     

从博物馆形态重构看历史建筑改造的中西差异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考验着世界各国对自身文明与当代文化导向的思考,这其中将历史建筑改造为博物馆则是这种思考的重要体现。中西方在此类博物馆改造中,所呈现出不同的重构形态,不但有技术与制度上的原因,背后实则折射出不同的文化视角,本文试从以上几个方面,通过典型案例解析博物馆建筑重构形态的差异,并以此阐发博物馆形态在重构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希望能给如何评价历史建筑改造博物馆带来一种新的解读。     

安防系统对博物馆的重要性探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博物馆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陈列和典藏各种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的实物场所,更是凝聚历史、传播知识和陶冶情操的重要载体,属于非营利性的组织机构,为公众学习提供服务。博物馆给人的感觉大多数是雄伟壮观的,具有丰富的物质和文化典藏,一旦被人为盗窃、毁坏或被自然灾害毁坏,损失无法估量。所以,在博物馆内建立必要的安防系统对于保护博物馆安全的万无一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十分紧迫的必要性。     

法国吉美博物馆“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

<正>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曾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轰动一时。二○一四年,为庆祝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和法国文化与新闻部决定在法国吉美博物馆合作主办"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据悉,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反映汉代历史与文化的     

博物馆视知觉与格式塔建构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博物馆是一个展示着各种具有社会、历史、教育、审美价值的人工或自然器物和标本供公众观赏的社会文化场所,人们去博物馆的目的既简单又明确就是“看展览”。如果不错的话,看是观众在博物馆内的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行为方式,即便是在自本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博物馆社会文化中心化功能性革命的现代西方国家也无例外。因此,有人把博物馆的历史直喻     

西方人在华博物馆的本土化转向——以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为例

以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为代表的西方人在华建立的博物馆,除了是西方在华文化殖民的表现外,还是西方在华收集自然史信息的机构,旨在开展自然史标本收藏和研究工作,以服务西方自然史研究和了解中国的需求.到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们开始重视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展览和社会教育成为这些博物馆的重要活动,并以此向中国社会开...     

民族地区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评述

观察并分析民族地区博物馆实践以及文化文物系统、民族系统两套权威统计数据,有助于从宏观的视角评述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发展历史。研究显示,民族地区博物馆发展历史和现状呈现四大特点:一是博物馆起步普遍较晚,但最近20年发展迅猛;二是博物馆种类单一,以社会历史类博物馆、纪念馆为主,缺乏艺术类博物馆;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与民族分布不均衡;四是新型的生态博物馆给民族地区博物馆事业带来新的生机。     

博物馆理论研究与博物馆发展方向——苏东海先生专访

21世纪以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高潮,博物馆理论与发展研究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认为:博物馆理论研究需要从博物馆发展实践着手,博物馆发展研究要重视发展战略和时代主题的研究;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行动的新思维,呈现出与传统博物馆两极分化、对立统一的关系,其成功应建基于让文化的主人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扬体现了当前国际博协的战略思想,是博物馆的时代主题;博物馆应充分认识并强化自身独特的知识、审美和道德特征及其价值,提升专业功能与社会职能,增强文化竞争力;博物馆理论工作者应直面博物馆领域的复杂形势,加强对国内外博物馆以及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     

略论我国博物馆的陈列与展览

博物馆的陈列与展览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使展览收到好的效果,就要求文博人集思广益、精心设计,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以吸引更多的观众。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城市文化

博物馆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不仅具有文物收藏、保护管理、科学研究、陈列展示等方面功能,而且具有引领城市文化、弘扬城市精神、搭建城市多元文化交流平台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今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总体规模、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应以新的视角阐释博物馆的功能。博物馆应成为精神的家园、文化的绿洲、知识的殿堂、城市的客厅、文明的窗口,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加自觉地关心城市文化的进步,以推动社会发展为己任,注重自身业务活动与人居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塑造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的价值观,鼓励人们创造更加和睦与和平的生存环境,从而使民族文化薪火相传,人类文明赓续绵延。     

从上海世博会看城市文化建设与博物馆的关系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诠释了城市文化建设与博物馆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不同门类的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其所陈列展览的内容是这些城市或地区历史文化的缩影。一座城市若没有博物馆就彰显不出其高雅的文化品位,因为它表现了该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文化底蕴,并给人们提供着丰富的精神食粮。伴随着现代化的社会进程,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显得更加密切,所以,我们在进行城市文化建设时,要把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放到突出的位置。     

关于发展行业博物馆必要性及意义的思考

行业博物馆怍为一种新兴的博物馆类型正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本试从行业化、博物馆自身及都市化产业运作三个角度，对发展行业博物馆的意义和现实必要性做一剖析。     

香港历史博物馆在文物教育方面的角色

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香港历史博物馆在香港地区的文物教育中担负起多种角色,培养香港市民对祖国传统文化及香港本地历史文化的兴趣,建立起香港人的民族认同感。     

从信息传播到注意力传播——当代博物馆展示理论的变迁与思考

博物馆作为一个非正式教育机构,通过展示向观众传播文化知识,进行信息灌输是其工作职责.在传统的信患传播模式下,博物馆优先考虑的是传播的内容及其数量的多寡.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博物馆要在日益激烈的注意力竞争中实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必须从注意力传播模式中寻找突破.     

Anton Dumitriu,the ‘Axiomatic Culture’ and the ‘Crisis of the West’

Anton Dumitriu (1905–92) was a Romanian philosopher and logician who attempted to develop the more or less consistent theory of an ‘axiomatic’ tradition, referring to cultur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East’ (defined actually as Far East) vs. the ‘West’ (mainly Europe, both Western and East-Central) especially in the inter-war and post-war periods. Dumitriu's essays on Romanian culture or on Eastern vs. Western culture as published in his book Eleatic and Heraclitic Cultures (1987) will make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This work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his East and West (1943).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most of the material discussed here is actually still available only in Romanian since Dumitriu's work on Logic is alread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ut his musings on culture and civilisation are available only in Romanian and are, consequently, almost unknown outside the countr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make up for that and also to connect Dumitriu's views on culture and civilisation or East and West both to earlier Romanian views and currents in defining culture as well as to contemporary general European trends, while also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ntex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which the second edition of his book was issued.     

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渗透中西文化差异教育

中西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可避免地映射了中西文化差异。因此,在商务英语的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要潜移默化地渗透中西文化差异教育,让学生了解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这样才能使他们掌握语言的背景、内涵,从而恰当地运用商务英语进行商务活动。     

Colonial intellectuals at the end of Empire: Manning Clark's Australia and Guy Butler's South Africa

Abstract

Colonial masters considered it their right to take human remains collected from colonies or plundered as a result of war. The skulls of Chief Mkwawa and the sub-chief Songea were looted in the same manner from Tanganyika (now Tanzania) to Germany. While Chief Mkwawa’s skull was returned in 1954, the demands for sub-chief Songea’s skull are ongoing, with the Tanzanian community contesting ownership of human remains in European museums. The absence of bones in graves, particularly those of chiefs, have a major impact on the colonised people as graves are associated with communities’ spirituality and wellbeing.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without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e victims of colonialism, mourning is difficult, traumatic and endless.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bestow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n human remains, even those curated in museums. The significance of each group is attached to the affective memorialisation of personal bereavement. What happens, then, when the memorialised graves were created at a time when mourning was impossible and the authority to bury or not to bury was in hands of the colonisers? How do the colonial plunder of human body parts and the demands for their return unfold i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anzania? These are some of the ques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