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馀祭馀昧享国年代辨析

句吴第21、22代君主馀祭与馀昧在位时间,据《春秋》及《左传》、《公羊》、《谷粱》等典籍载,馀祭为4年,馀昧是17年;而《史记》所记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史记》倒错了馀祭与馀昧二王的享国之年,当以《春秋》、《左传》之说为是.吴国僻处东南,其纪年文献资料语焉不详.“自寿梦已(以)下始有其年.”寿梦乃句吴第19代君王,在位25年(前585年—前561年),寿梦有子4人,长诸樊,次馀祭,次馀昧,次季札.除季札让位,其余兄弟3人依次执政.诸樊在位13年,於襄公25年(前548年)伐楚而卒.《春秋》襄公25年:“十有二月.吴子遇伐     

苏州园林史漫录

苏州园林,秀甲天下,源远流长.春秋时代,阖闾建部苏州,称雄东南.吴国王室先后建有多处苑囿别馆,吴王夫差更是“一夕之宿,台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从.”(《国语》)最早的苑囿当推夏驾湖,在今日吴趋坊西,《吴地记》:“夏驾湖,寿梦盛夏乘驾纳凉之处.凿湖为池,置苑为囿.”宋朝湖已不存,宋人杨备有诗咏道:“可怜风物还依归,曾见吴王六马来.”阖闾和夫差治事的吴宫有“前园”和“后园”.“前园”多梧桐,史志皆称“梧桐园”;“后园”高树参天.吴宫之园汉代犹存,朱买臣曾载故妻到此,“置园中,给食之.”(卢熊《苏州府志》)姑苏台,在姑苏山上,始建于阖闾,     

“安右矛”订补简

《集成55著录传世之“安右矛”三件,编号11488-11490,本人曾于2011年《东周有铭兵器考释三则》一文中讨论过其中的一件（编号11490）。本文对前文做了修正,认为此器的铭文当释读为“安平右”为妥,是器当为战国早期齐国兵器,齐之安平即是春秋纪国之“ ”。     

史学精粹

<正>冯天瑜:《中国史学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制度是人类构建的约束自身行为之规则,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习惯、法规、戒律的集合,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结构性功能。中国有悠久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以《尚书》、《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代表的古代史著注重对制度文化的载述;以“通”、“典”为代表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成为一种代有传承的重要史体。     

徐王子■钟与徐君世系

《徐王子钟》见《金石录》和于省晋先生所编的《商周金文录》.郭沫若先生认为此器乃“僞刻”,因此在郭著《两周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未收录此器及其铭文拓本,这件纽钟的长方环纽上饰以绚纹;钲部无枚;篆部装饰以绚纹;隧部铸有变形重叠的纹.钲间及左右鼓上铸有铭文十四行,计七十六字。铭文从钟的正面钲间起,向左转一周至正面石鼓完.铭文有的字坏笔较多,但从上下文倒的关系及残字的笔划大致与推得全部铭文如下:     

论吴王阖庐

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春秋晚期的吴王阖庐(闾),是吴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君王,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杠杆”。 阖庐,名光,吴王寿梦之孙,诸樊或夷昧之子。在做吴王之前,称为公子光或王子光;在做吴王以后,称为吴王阖庐或吴王光,或简称吴光。自春秋初期至晚期的将近三百年间,周王室衰微,各大国争霸,阖庐则是其中很著名的一个霸主。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有的把他与齐桓公、晋文公并列,说:“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汤、武、齐桓、晋文、吴阖庐是矣。”也有把他与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并称为“尊师”的“六贤     

李白旧宅记碑辩正

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彰明县令杨遂撰《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记》,是现存记载李白事迹的最早文物,历代都很珍视。碑经三迁,较好地保存了下来,今藏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内。刘友竹先生写出《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考释》一文(载《四川文物》)1989年第2期,下称《考释》),把这块宋碑,说成是“明人翻刻”,而且“错讹甚多”。既然宋碑被说成是翻刻的假古董,又多错讹,甚至连文理也“不通之至”,我们就有必要认真研究了。     

“安右矛”订补

《集成》著录传世之"安右矛"三件,编号11488—11490,本人曾于2011年《东周有铭兵器考释三则》一文中讨论过其中的一件(编号11490)。本文对前文做了修正,认为此器的铭文当释读为"安平右"为妥,是器当为战国早期齐国兵器,齐之安平即是春秋纪国之""。     

北山铜器新考

《东南文化》1988年3、4期合刊发表了《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同期又刊出张敏、周晓陆两位先生的研究文章:《吴王余昧墓的发现及其意义》、《北山四器考》(以下简称《四器考》),读后得益匪浅,颇受启发.但遗憾的是从《报告》公布的铭文看,我们似无法得出此墓是吴王余昧墓的结论,所谓“尸祭缶”亦非吴国铜器.今以管见所及,从铜器铭文考释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以就正于原作者和读者. 一 先讨论4器铭文, (一)、缶盖 铭文31字,隶定如次: (?)(徐)(句页)君之孙利之元子次□, (内圈) 择其吉金,自乍(作).(盥)缶.(?)(眉)寿无(?)(期),子二孙二,(中圈)     

染杯、染炉初考

一、长期用途不明、命名纷岐;争论不决的一套铜器 《文博》1993年3期刊载王永亮《富县征集一件“铜温酒器”》,介绍陕西富县交献一套上置耳杯的铜炉,而称之为“温酒器”。这套铜器北宋即已有出土与著录,但究竟做什么用的,长期不明,因之其名称叫法也因各人理解而异,从最早吕大临《考古图》称为“温器”起,有“酒器”、“温酒器”、“烹饪器炉与鍪”、“烹炉”,甚至称为熏炉,三十年代容     

关于识别陈独秀笔名的几点意见——兼答吴稚甫同志

拙文《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在《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发表以后,吴稚甫同志在该刊1989年第4期、1991年第3期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笔名补遗》和《(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质疑》两篇文章(上述三篇文章分别简称《考释》、《补遗》、《质疑》)。对吴同志如此关注陈独秀研究,我深表敬意。同时也想发表点粗浅的意见,以求教于吴同志。《补遗》一文的第一句话,是引证的《考释》最后一句话。原话是“根据以上的统计,陈独秀一生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已查考清楚的有三十五个”。而《补遗》在引用这句原文时,却添加了个“共”字,说他“一生共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这显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写作《考释》的用意,一是向读者介绍我认为已经查考清楚的名字;二是请读者“修正、补     

漢晉官印考證

一“长沙僕”印(图一),石质,鼻钮,边长3.2、厚0.6厘米,《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六年第十期著录。此印出土以来,前后曾有数家著文考释,其意见分别是:(一)释印文为“往乂长沙”,“即往治长沙的意思,求其人的身份与此相当的,惟有封于当地的长沙王才能与之相合,考汉代长沙封国,始于长沙定王发”,“往乂长沙,显然是封国时的印玺,汉时的王侯是子孙     

北京大学考古系李零同志答读者问 再谈楚公钟

编辑同志: 拙文二篇先后在贵刊总8(1983:2)总10(1984:1)期上发表,皆属介绍传世楚器之短稿,诸多省略,今承转告一些读者的函询,谨答如下: (一)《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48期所载楚王熊章钟图象,我是在北京图书馆查到。此器为长枚甬钟,铭文在正背钲间及两鼓,其“返”字,“少”字同于今本《复斋》之误刻,明显是仿后者伪作。大家都知道,愈是名气大、失传久的器物往往仿作也愈多。传世楚器凡经宋人著录者都有仿作。     

从年鉴与方志的异同看地方年鉴的编纂

“年鉴”一词,在汉语中最早见于元代至正五年(1345)修撰成的《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宋代刘玄撰的《年鉴》一卷。专家们认为它只是一本书名,而不是今天所指的年鉴。现代意义上的年鉴起源于欧洲,由古老的历书演变而来。中国发展到近代方开始出版年鉴。清同治三年(1864)出版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年鉴性质的工具书,它一直出到1948年才停刊。据现在所知史料,中国最早以年鉴为名出版的是清宣统元年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印丛考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历代官印300余方,集中著录的书刊,仅见王翰章先生编著《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关于几方汉印的考释》(《文博》1984年创刊号)及《陕西文物志》玺印部分,多数馆藏官印未作必要的考释,现选其中较重要者,浅释如下(图见3l页):     

两则史料辨正

《南疆和田区的丝玉》一文错误百出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出版的第二十二卷第二期《旅行杂志》,刊登过陈澄之撰写的《南疆和田区的丝玉》一文,这篇张冠李戴、胡话连篇的文章发表于五十年前,本可置之不顾。但近年有人摘录推荐,认为“考证了和田所属各县的地名”,有“独到之处”。(苏浩发:《民国时期一篇有关和田地名的文章》,载1985年第3期《新疆地名通讯》)因此,笔者对其主要“独到之处”要予以辨正,以免以讹传讹。     

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

邓代昆同志在《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上发表《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一文(以下简称《邓释》),对《成都文物简讯》1980年第2期所刊石湍同志的《成都东郊发现了汉阙石刻》一文报道介绍1980年7月间在成都东郊明代墓葬里作为抵墓门之用的两块东汉石阙,“认为它们绝非是原配,而是各自失去了配偶的独阙”,并提出“将甲阙称为‘王君平阙’,乙阙称为‘王文康阙’,将甲阙石刻刻铭称为‘王君平阙侧’,就其文字进行比较分析”来考释。我这里对于《邓释》所说甲阙的名称和乙阙的年代,试谈一些浅见,以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吴世家》史源探讨

一、《左传》以外的记事史料《吴世家》记事部分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就是《左传》.不过有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较《左传》更为原始或者更为可靠的史料,司马迁当然不会放过.例如关于诸樊元年吴楚交战,《左》襄十三有记载:“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而《吴世家》记云:“秋,吴伐楚,楚败我师.”这里《世家》依据的就不是《左传》,而可能是某种原始的吴国史记.“我师”应是吴国史官记事之辞,本不宜出现在汉人的著作里,也许是司马迁偶有疏失,没有将人称更改,遂使后人得以略窥其史料的来源.《吴世家》:“(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此事在《春秋》、《左传》中都有记载.定公五年《春秋经》云:“夏,於     

钲与丁宁、镯的关系

先秦文献中记载有钲、丁宁与镯,隋唐及以后的注疏家皆认为丁宁与镯即是钲。将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吴王墓中出土的一套军乐器与《国语·吴语》中夫差所使用的军乐器相对比,其中一件小型钟类乐器被发掘者命名为“丁宁”,这件“丁宁”与钲的自铭器形制结构一致,且根据当前出土的钲与军乐器的组合情况看,与文献中丁宁的记载一样,因此丁宁与钲为同器异名关系。钲与镯的关系,通过《周礼》与上博九《陈公治兵》的相互印证,且二者都具有“节鼓”的功能,所以镯也是钲的异名。     

吴臧孙钟铭考

1964年在江苏省六合县程桥东周墓中,曾出土编钟一组(九件),钟的正面均有铭文,文字为反书,其中最完整的铭文共三十七字,铭曰“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攻敔中终(文日)之外孙,坪之子臧孙,择氏吉金,自作(仑禾)钟,子子孙孙,永保是从”(见《考古》1965年3期).六合古名棠邑,先属楚,后属吴.墓葬地点,正是吴国西伐楚和北进中原的要地.钟铭中自称“攻敔”,铭文中“攻敔”、“攻吴”或“工(?)”经各家考证,都是属于吴国制造的器物,自不待言,墓主人臧孙,应是当时吴国驻在边陲的重要人物,由于吴史略而不详,尚无可考证.钟铭上自称是中终(文日)之外孙,《尔雅·释亲》“女之子为外孙”,则中终(文日)应是死者的外祖,以其外祖冠在铭文上,尚属首见,其人应是吴国极其显贵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