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产生和考试程序的发展

科举制度建立于隋朝,《唐会要》卷七六《制科举》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奠定。秦汉以来,选拔官吏制度主要采取“举贤良方正”或“举贤良文学”。即由皇帝以“对策”的方法决定任用与否,应举者表现特殊优秀,即授予官职。这是最早考试取士的办法。魏晋南北朝时,施行“九品官人法”,指定负责察访本地人物的专职,从地主阶级中选任官员。公元220年,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规定州设大中正,群国设中正,将本地人物评定为九品,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叫做“九品中正”制。吏部所任官吏,     

清代的科举制度

我国的科举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置明经、进士两科,唐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宋代废明经,留进士科,同时为了使考生避免奔疲赴京应试之苦,在地方置举人科,先进行考试筛选,科举制度始渐完备。至元代一度停止科举取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更为完备。清代除因袭明代的制度外,更增开贡科,并仿两汉、魏、晋以来荐辟取士之举,曾在康熙、乾隆两朝,创设博学宏儒科,又称博学鸿词科。科举,就是开科举士,给予入学、入仕的资格。清代分县(州、厅)、省、中央三级科举考试的制度,各科都是三年一考,逢着省和中央开考的一年。称大比之年,考试的科目有:制义、帖经、诗词等     

黔籍科考状元及探花

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状元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科举制度中的最高荣誉。“状”取自“投状”,“元”即为第一,居首之意。在众多的考试科目中,只有贡举中进士科的第一人才称状元。在1300多年的科举（指文举）考试中,贵州有两人获“状元”桂冠,一人获探花殊荣。     

简说宋版书的行款

什么是行款行款即书籍的版面款式与行格字数,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款指文字的书写顺序和排列形式。狭义的行款是指古籍书叶版面的行数和字数,包括边     

清代的殿试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实行的一种教育考试制度,远在隋煬帝时,便开始设进士科,以考试取士。唐循隋制,在进士科外,又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及一史、三史等科。因为是分科取士,所以叫科举。以后历代相沿,直到清代。     

辽代进士题名录

在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起于隋大业中设进士科,“始试以策,唐初因之”,改变了魏晋以来重视门阀以九品中正选人的制度,而成为设科考试以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的开始。从此,选拔人才的领域有所开拓,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垄断,这对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与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封建统治阶级甚重视科举,取士之科,在隋代基础上,经过“因时增损”,制度益     

论“作诗赎帖”——唐代进士科取士标准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一般分帖经、杂、策间三场,所谓“作诗赎帖”,就是指帖经不及格可以作诗赎救。由於资料缺乏,这一科举场中的变通制度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笔认为,“作诗赎帖”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唐代科举取士的总体精神和基本倾向,它牵涉到唐代政治、学术、化、社会风尚及士人心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拟联系唐代进士科考试场次及内容的发展演变,对“作诗赎帖”这一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金代科举年表考订

科举之制,始于隋而盛于唐,至宋则又光大焉。辽起唐季,颇用唐科举法取士,然仕于其国者,多为皇族国舅之属,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科举之盛,有非前代所及者。金天会改元,即设科取士。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所在处设科场网罗辽宋人才而用之。天会五年,行“南北选”之制,以辽人应词赋,两河人应经义,盖因其素所习之业     

漫话清代山西武状元

一我国自隋代开始,行科举取士之制。唐朝初年,取士的科目较多,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等。唐高宗、武则天以后,秀才、俊士两科停止,明经科也日渐被人轻视,只有进士科的地位日渐重要,天下士人纷纷竞集于是科。当时,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分两个阶段进行,即地方上的“初试”和中央的“省试”。唐玄宗时,“省试”改为“礼部试”,我国古代由礼部选士,自此开始。宋代仍沿用礼部试之制。元代开始“会试”,“省试”的说法日渐消失。明洪武时定会试之年为辰、戌、丑、未年。至此,会试的称谓正式使用。会试之后,天子亲临策士之制,为“殿试”。唐高宗、武…     

故土旧邦 文献以征——《江苏文库·史料编》前言

正《江苏文库·史料编》(以下简称《史料编》)收录有关江苏的地方史料类文献。按照一般的界说,地方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地方文献包括内容涉及本地区的文献、地方人士的著述和地方出版物等;狭义的地方文献仅指内容与本地区有关的文献。《史料编》收录的地方文献,是指狭义的地方文献,即今江苏省所管辖地区的地方史料类文献。具体说是指专门记述江苏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社会、家族、经济、军事、教育、科举、人物、金石、语言、艺术、宗教、文学、藏书及出版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 ,寡妇较多 ,她们改嫁的比率较高 ,再嫁者守寡时间较短。历史事实表明 ,寡妇对于是否改嫁的选择 ,不仅仅是个人行为 ,而且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当时欧洲较为开放的文化和舆论氛围 ,寡妇自身的财产和处置财产的权利 ,为她们改嫁提供了可能。而传统时代的经济体制和现实生活的艰辛也要求她们重组家庭。     

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历史是一个共同回忆 ,其组成有一个系谱学之线索可寻。有关现代国家起源的民族史系谱 ,往往是近代的发明。中国人好称“黄帝子孙” ,此种概念在中国自称“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能形成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倡严夷夏之防 ,曾奉黄帝为华夏域之奠立者 ,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遂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黄帝崇拜的叙事 ,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 ,表面上首尾一贯 ,其实是一个混合语 ,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

法国的档案资料表明 ,义和团运动前夕教民和非教民之间存在激烈敌对的笼统说法 ,至少不能准确地反映出直隶正定府代牧区的情况。人们从保定、北京、献县等地方得出的结论不应被普遍化。对天主教教民及其融入当地社会的情况进行深入、客观的具体研究十分必要 ,舍此不能准确地评价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的性质 ,也不能判定这种斗争在何种程度上可称为民族主义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民国时期全国人口统计数字的来源

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数量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现有的多种民国时期人口统计数字 ,来源复杂 ,彼此矛盾 ,使人无从选择。民国时期 ,“四万万人口”的说法经常被提及 ,甚至被官方认可。事实上 ,“四万万人口”仅是一些主观估计的结果 ,而不是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     

明代流刑考

在传统的五刑制中 ,流刑处于降死一等的重刑地位。但从司法实践来看 ,隋唐以来 ,流刑惩治力度不足的问题一直很突出 ,宋、金、元等朝代均采取了不同的调整措施。至明初洪武朝 ,传统流刑已经基本废而不用。《大明律》定以流罪的条目基本以“宽”、“减”的形式 ,以徒役或赎免的方式得到落实。而流刑所承担的司法任务则由五刑之外的口外为民与充军 ,主要是充军来完成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及其意义

独立战争爆发前十余年间 ,北美殖民地人士针对英国的“新殖民地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阐述殖民地反对英国政策的理由和依据 ,辩论从伸张殖民地居民的权利开始 ,逐步发展到否认英国对北美的宗主权 ,为谋求独立制造思想舆论 ,为进行革命寻找理论根据。通过这场辩论 ,北美居民对殖民地的地位和命运的认识更为清醒 ,维护自由和争取独立的信念逐渐明确 ,《独立宣言》的理论思路和逻辑框架已具雏形 ;欧洲的政治哲学在辩论中转化为北美民众的常识 ,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政治自由主义     

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

192 5— 1 92 7年 ,冯玉祥在政治方面的进步尽管不大 ,但特殊的政治形势决定其充当了独特的历史角色。当时的中外反动派认为冯及国民军是北方“赤化”的中坚力量而大力围剿。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 ,但最终还是被逼到了国民革命的一方。冯玉祥加入国民党改变了南口大战的性质 ,使其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北方战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大革命的历史中应当有一席地位。     

西周春秋吴都迁徙考

西周至春秋时期 ,吴都共有四次迁徙。周康王时 ,虞侯被封在江苏邳县加口 ,称“俎侯” ,春秋时为“”地。从康王时到西周晚期 ,吴国一直以俎为其国都。春秋初期 ,吴取邗国而建都于邗 ,即今扬州一带。邗为吴都一直到吴王诸樊时代。第三次和第四次迁都在吴王诸樊之后。诸樊与阖闾之都为秦时“吴县” ,即今无锡市西南 45里的闾江乡一带。吴王阖闾时所筑并所迁之都在今苏州市 ,其地本名即“姑苏”、“苏”。至夫差亡国之时苏州一直为吴都。     

试析熙丰之际御史台的畸形状态

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 ,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呈现出一种畸形状态。具体表现为 :三院御史中地位较高的侍御史极少除授 ,殿中侍御史全无 ,监察御史亦几乎全属试用性质的“里行” ,并有长期建员不足、任期太短、迁罢太速的现象。出现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仁宗以来严密的御史选任制度遭到全面破坏则是最直接的因素。这一现象的出现亦非偶然 ,乃当时变法者有意为之。王安石诸人为实施变法而控制御史台 ,似无可厚非 ,但严重破坏了监察制度 ,开了权臣操纵御史的先例 ,对宋代政治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     

谈谈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档案工作

档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可靠的记录,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重要信息资源。档案工作承担着资政育人、传承文明、保存历史、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能,档案工作者的良好素质是发挥档案服务职能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认为,只有提高档案意识,坚持改革、不断创新,全面提高档案人员综合素质,才能充分发挥档案工作的服务职能,使档案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